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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各自承认的是,对方的谴责绝大部分都有令人不快的真实性。
“是的,”西莉亚承认说,“我对自己过去的有些为人标准确实放松了。
不是所有标准,也不是大多数标准,而是有些标准。有时我确实把良心揣在口袋里了。我并不为此自豪,我愿意说我想回到从前的我,但我得诚实——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得说,是否能回到从前那样子我没有把握。”
“我想,”安德鲁说,“这一切同人的年岁上去了有关系。你认为你更聪明,更成熟了,你确实这样。但你在这过程中也懂得了:有些障碍和现实问题靠理想主义不总是解决得了的,因此你在理想上就放松了。”
“我打算做得好些,”西莉亚说。“真的。我保证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事不至于白发生了。”
“我想这适用于我们两人,”安德鲁说。
起先他对西莉亚说,“你当时触到我的痛处了,因为你问起我是否晚上有时想过,是否想过怀拉齐克的死,或许还有其他人的死。如果早些对诺亚采取措施,我可以救怀拉齐克吗?是的,我可以。不这样说,自欺欺人地生活没好处。现在唯一我能说的就是,只要是多年从医的人,谁都有可以回顾的往事,并知道当时本可以做得更好些,或者本可以挽救已死去的某人的生命。当然,这种事不应该经常发生,而一旦发生了,你能做的至多也就是指望,吸取的教训以后可以用在别人身上,使他得益。”
这事发生后还留了一个尾巴:第二天安德鲁的脸上缝了三针。给他缝合的当地médico(西班牙语,意为医生。译者注)送他出门时笑道,“可能要留一个疤,大夫。它对你妻子将起提醒的作用。”安德鲁本来说脸上的伤是爬高时摔的,医生这一说就证明了基多是个闲话传得快的小地方。
“我真该死,”西莉亚说。这是几小时后,他们与孩子们共进午餐的时候说的。
“没必要道歉,”安德鲁再次叫她宽心。“有一会儿我也几乎想这么干。只不过恰巧你拣鞋子趁手罢了。另外,打中了我和打中了你可大不一样。”
西莉亚摇摇头。“别拿这事开玩笑了。”
这时,吃饭过程中始终没说话的布鲁斯开口了,他问,“你们现在要离婚吗?”他严肃的小脸绷得紧紧的,愁容满面,清楚说明这问题压在他心里已不少时候了。
安德鲁正要随口就回答,西莉亚用手势止住了他。“布鲁斯,”她温柔地说,“我答应并向你发誓,只要你父亲和我活着,离婚的事永远不会发生。”
“那对我也适用,”安德鲁加了一句,他们儿子脸上的愁云顿时变成容光焕发的微笑了。他旁边的莉萨也一样。
“我真高兴,”布鲁斯只说了这一句。看来用这句话给已成过去的恶梦做结语很合适。
西莉亚在国际销售部的五年里,这一家也有过其他几次更愉快的旅行。
至于西莉亚的事业方面,这期间她非常成功,提高了她在费尔丁·罗思总公司的声誉。甚至在公司内部有反对者的情况下,她还能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这就是使费尔丁·罗思在拉美销售药品时,让药品标签的规格接近于美国国内法律规定的要求。但是,正如她向安德鲁坦率承认的,进展“并不大”。
“那一天总会来到,”西莉亚预言,“总会有人把这问题公开化。那时,不是新法律就是公众舆论将迫使我们做一直应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还时辰未到。”
西莉亚在秘鲁碰到的事使她认为,实现她某一想法的时辰已到。在秘鲁,费尔丁·罗思的推销人员大多是妇女。西莉亚了解到,这样做不是为妇女解放,而是为了生意好做。在秘鲁,人们认为让妇女久等不礼貌;因此,女新药推销员很快就可以被医生接见,比她们的男同行可能要少等好几个小时。
这一发现促使西莉亚向萨姆·霍索恩打了个长长的报告,根据同一原因,要求公司多招聘女新药销推员来进行国内推销。“我记得在我当新药推销员时,”西莉亚写道,“有时我要等,也有时医生们很快就接见我。我想那因为我是妇女的缘故。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呢?”
后来两人商谈时,萨姆问道,“你建议多招聘一些妇女,这原因是否弄错了?这并不是妇女解放。这只是利用妇女是女性罢了。”
“为什么不这样呢?”西莉亚回嘴说。“千百年来,男人利用他们是男子这点,往往对我们妇女不利。因此,现在轮到我们了。不管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都有权充分利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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