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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想到一个全世界都熟悉的伟大叛逆者毛泽东了，这位革命家的叛逆人格大概是举世无争的。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叛逆潮流风起云涌的时代，整个社会文化对他人格形成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同时代、同地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以叛逆人格登上历史舞台。这涉及到对他全部生命环境的研究，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小与父母的关系。

毛泽东本人不止一次讲到过，他的父亲粗暴而专横，他常常和父亲发生对抗，有时在水塘边父子俩就对峙起来。他的母亲却是慈爱宽容的，善于保护儿子。这十分典型地注释了我们对叛逆人格所做的童年家庭环境分析。

仔细考察毛泽东的童年家庭，他的父亲虽然比较粗暴专横，但也仅仅是一个普通农民。儿子在母亲的支持下敢于和父亲对抗，到了一定年龄后，父亲的权力就消失了。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是在“抗父斗争”取得胜利后走上社会的。那时的父亲对儿子不仅早已失去了任何干涉力，相反，很可能会以儿子成为读书人而引为自豪了。

这样看来，一个比较专横同时又不过分强大的父亲是儿子形成叛逆人格的更充分条件。

倘若父亲是封建帝王，无论母亲多么慈爱、多么有力，只要父亲在世，就永远处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儿子叛逆人格的形成无疑又困难得多。

毛泽东在慈爱而又有力的母亲庇护下，经过和一个专横又并不过分强大的父亲的对抗成长起来，再感染上革命的风云，终于形成了典型的叛逆人格，成了革命家。

像毛泽东那样在母亲的庇护下经过有理、有力、有节的“抗父斗争”而成长起来的叛逆人格，往往能够完整对待不同的人和整个世界。

当他们以叛逆精神破坏旧秩序时，又比较善于建立新秩序。无论在社会政治领域，还是在思想、科学、文学、艺术领域，他们的叛逆行为总是显出更高的组织性与策略性。他们并不是放一把火，实现一个破坏秩序的恶作剧；他们更倾向于争取除旧布新的胜利。

三

形成叛逆人格的又一种童年家庭环境，是父母对孩子的娇纵。

如果我们把上面所述叛逆人格说成是“抗父型”，那么以下这种叛逆人格就可以说是“骄纵型”了。

当父母均对儿子实施过滥的宠爱、娇惯、放纵时，儿子就会形成“骄纵型”的叛逆人格。他从小任性，为所欲为，稍不顺心就大哭大闹，每次哭闹都以大人的屈服而告终。

由于在家庭环境中没有领受过正统秩序的必要规范，在童年时代与社会的各种规范发生冲突时，便种下任意胡来的骄纵种子。倘若父母再一味地放纵袒护，就更加铸成了无法无天的人格。

然而，父母的力量总是有限度的。随着他越长越大，其行动终于超越了父母袒护的半径，必然会和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接二连三地碰壁。

在接连的碰壁中，自小形成的骄纵人格受到考验。

倘若他还比较年轻，没有完全定型，又无法寻求父母的袒护，就不得不收缩起来。接二连三的有力打击，会使他束手无策。回头张望，父母的庇护已十分遥远，不能有任何期待，他只能面对现实重新学习在社会中生活。这时，他可能变成一个相当懦弱的人，这种懦弱因为屡屡的失败而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也可能他会较好地适应环境，同时在心中隐埋着叛逆的种子。一遇适当条件，会偶尔露出其叛逆的本性。

倘若当社会的教训降临时，他已经比较年长，骄纵的人格已经比较定型，他就会顽强地与社会秩序对抗。

任何人在对抗的过程中自然都要学会适应，他的适应却常常表现为用各种手段与策略暂求生存。他可能一生都在对正统秩序的反抗中。如果可能，他会极力借助父母的每一点权势。一旦父母不得不站出来教训他顺应社会秩序时，就可能导致与父母的对抗，成为所谓的“不孝子孙”。

这种“骄纵型”的叛逆人格，一般不善于理智地判断事物，也不善于恰如其分地处理人事关系，他的叛逆人格往往表现出任性一时的破坏性，而缺乏组织性与策略性。

倘若他在生活的磨炼中变成了一个大体顺应社会潮流的人，也常常会显出桀傲不驯。不论他如何委曲求全地依顺于某一种权势，内在的桀傲不驯都会使他经常做出叛逆行为。任何归顺与忠诚都是被迫的、暂且的，而叛逆的野心则是一有机会就会暴露的。

这种叛逆人格经常让我们想到社会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那些桀傲不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