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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开口谁就是傻逼。我请喝茶，请吃饭，还让他把那块江诗丹顿转交给中院的李恩正。邱大嘴也真能装，东拉西扯，讲天文，侃地理，就是不提那事。最后我忍不住了，直接问他认不认识陈杰，邱大嘴淡淡地：“没见过面，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这就好办了。我站起来一躬到地：“邱哥，兄弟以前做错了，现在跟你道歉。要是你还惦记那15万，我现在就还你。”

邱大嘴两眼瞪得溜圆：“你没吃错药吧？我要是记仇，会帮你圆李恩正的场？”

“你是高人，我服了。求你放兄弟一马，别跟陈杰那小王八蛋一起搞我了。”

他大怒：“操！我他妈什么时候搞过你？我要搞你，你他妈800年前就死了！”

我还在笑：“那天晚上不是你邱哥主持的？我派了4个人，只跑了1个，那小王八蛋怎么反应那么快？一按门铃警察就到了。携带凶器，私闯民宅，多准确的定性啊，这得是刑案老手吧？还有，是谁跟公安局那么熟啊？说调人就调人，6辆车，30多个警察！”

他拍案而起：“没错，陈杰是找过我，不过老子没理这茬儿！老子当过兵的人！不像你这杂种！你滚他妈的蛋！你得罪过多少人我哪知道，少他妈诬赖好人！”

（十八）

中国人对性一向害羞，只肯在炕头上埋头狠干，绝不会跑大街上显摆。几十年来，法律严禁勃起，组织上无处不在，对人民的裤裆严防死守，只鼓励憋着，绝不提倡投入生产。大街上跟姑娘搭话就算耍流氓，未婚同居是违法行为，跳黑灯舞、看毛片统统抓去坐牢，严重的还要砍头。现在毛片遍地，黑灯舞成了小儿科，淫乱年代人人忙着补肾，可怜的先驱们还在号里苦苦撅着。83年有个剽悍姑娘，作风十分豪放，在17个月里先后睡了12个男人，获利40余元，另有大米38斤、电子表2块、蚊帐1顶，这事在今天不算什么，最多听了流流口水，可那是1983年，著名的严打之年，最后检察院以流氓罪提起公诉，结结实实地判了6年。前些天有个小伙子搞了个黄色网站，传播淫秽图像、交流嫖娼信息，流毒无穷，获利巨万，最后判了个无期。这案子从程序上无可挑剔，可我总是想：万一哪天黄色网站合法了，这小伙子肯定还没出狱，当他啃着窝窝头听见这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

贺运发诉杨红艳案的判决下来了，败诉。老兔子大为失望，对我痛下针砭，说我办事不力，还说我骗他。这年头负债无罪，欠钱有理，债务人不能得罪，我忍气吞声地解释：“她干爹打过招呼了，我有什么办法？”这事是真的，杨红艳跟市里某位头头关系暧昧，经常同出同入，互称干爹干女，这个“干”应该读第四声，跟“大干四化”的“干”同解，端的是天理无存，人伦灭绝，只恨雷公瞄不准。老兔子妄图跑单，说手头紧，没钱，律师费下个月再说。我勃然大怒：“任红军那个破皮包公司你都能投800多万，什么他妈手紧？”他目瞪口呆：“什么皮皮皮包？”我横他一眼：“痛快掏钱！说不定我还帮你想点办法，否则，你他妈等着吧！”

我和任红军交往20年，一直面和心不和。这人上学时外号“小把戏”，做事鬼鬼祟祟的，经常跑老师面前打小报告，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搞得人人不齿。我们大二那年遇上了中国当代史的一件大事，个个都像疯了似的，扎着白布条满街奔走，他一开始也跟着掺和，写标语，喊口号，还妄图混进反动组织，该组织审查了半天，轻蔑地告诉他：“小把戏，你跟我们不是一伙的，还是入党去吧。”小把戏大受打击，冷静地思考了几天，忽然投向了系党总支的怀抱，天天给别人记账，某人说了什么，某人写了什么，全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最后犯了众怒，几十条大汉追着揍他，如果不是潘志明拦着，恐怕早就追认为党员了。

前些天他来找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份验资报告，问我能不能帮他弄一份，诈称自有资产1。75亿。这是货真价实的犯罪，虚报注册资本，抓住了至少判3年。我说这事我干不了，你找会计师事务所吧，1。75亿，两、三万就能搞定。他一脸贼相：“又不是真的验资，伪造伪造就行。”我冷笑：“这玩艺你都敢伪造？要盖公章的！一个电话就能查清楚，你造了管什么用？分分钟把你送到看守所去！”他大咧咧地：“公章？我他妈用萝卜刻一个！电话？我他妈留自己的号码！查个屁查！”接着又问我跟单信用证是什么格式，指明要中国银行的。我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你随便找家银行问问不就知道了？他悻悻告退，过了几天，几家报纸同时登出了大幅的“信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