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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炉子?”
“啊。
“你会砌吗?”
“凑合吧,在自新河学的。”
“啊啊。”纪真上下又看了看,转身对那些卫生委员们问:“还有哪儿没检查?”
“差不多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应着,然后簇拥着纪真呼隆呼隆地走了。
下午四点来钟,周志明接到了杜卫东打来的一个电话,约他下了班以后到西夹道去一趟。
“今天晚上?什么事?”他笑着问,“是给我补你们的喜酒吗?”
“喜酒?嗅,不不,喜酒等过两天我和淑萍请你到外面吃,九仙居修缮内部木开了,咱们上‘沙锅温’,不过今天晚上八点我还得去厂里值夜班哪,所以今天不成。”
“既然你八点钟值夜班,还让我上你家干什么?”他有点儿诧异。
“你七点以前来,我有事。”杜卫东语气坚决,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
“什么事?”他满腹狐疑地又问了一句。
“喂喂,我这儿是公用电话,说话不方便。反正你下了班就来吧,到这儿来吃晚饭。这不算该你的那顿喜酒,行吧?”
他还想问个究竟,但转眼看见段兴玉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在等他,只好匆匆结束了同杜卫东的对话:“好的,晚上见了再说吧。”
段兴玉看着他放下电话听筒,把手中的一张纸递过来,问道:“小严说这是你校的,这封信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没做注明就放到副卷里来了?”
他接过来看了一下:“啊,这是从前门饭店徐邦呈房间的纸篓里拣出来的,一共拣出三张,除了这封信,还有一个通讯录,一个帐目单,后两样我都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前几天我到看守所提审徐邦呈的时候,把这封信的情况问了问他,据他说,这个写信的刘亦宽是北京的一个中学教员,曾经在今年暑假期间给他做过几天义务导游,他送过刘一支带电子表的圆珠笔,香港货,不值钱。后来听说刘的父亲住医院了,就又给了刘二百块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来往。”
“刘亦宽住在什么地方问了吗?”段兴玉问。
“住北京甘雨胡同,在中学教书,这都是刘对他说的。”
“这些情况你核查了吗?”
“已经打电话请北京市公安局帮着查了,不过,北京八九百万人,叫这个名字的恐怕不止一个,再说,接受外国人的馈赠,大概不会用真名实姓和确切住址,所以,从户籍卡片上查可能不会有多大意思。北京还没有回电,所以对这封信的注明就还没有填。”
段兴玉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转脸对严君说:“把刚才志明说的一段审讯录音拿来听。”
一盒TDK磁带从木柜里取出来,装进了录音机的卡盒里。因为是周志明自己刚刚审过的情况,记忆犹新,所以他很快就在这盘磁带中找到了段兴玉要听的那一段对话。
喇叭里先跳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国内还和什么人有过来往?”
隔了片刻,徐邦呈的声音才出来,“除了生意上有来往的,再有就是就是住饭店认识的服务员。还认识什么人呢?二··不记得了,我想我都讲过了。”
又是周志明自己的声音,“你听到过刘亦宽这个名字吗?”
徐邦呈的声音,“刘亦宽,这名字有些熟,啊,他,给我来过一封信·”
“是这封信吗?”
“是的。”
“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
“你问什么地方?啊,在北京。”
“他在北京是干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
“啊,我们是萍水相逢,”
“咋!”段兴玉伸手关掉了录音机,倒回来,又把这段重听了一遍,然后往椅背上一仰,眼睛看着志明,说:“听到了吗?你的问话有个很大的空子,给这家伙钻了。”‘周志明浑身一激灵:“什么空子产’段兴玉说:”现在很难说刘亦宽是不是北京人,而要判断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最直接的根据是信封上的邮戳。既然信纸没有彻底毁掉,那信封一般也不会单独毁掉,说不定让他信手塞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徐邦呈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没有搜到信封,如果你在审讯中始终不让他摸到这个底细,他是断然不敢胡说八道的,那样,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
周志明恍然大悟,“哎呀,对了,我不该问他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刘亦宽的,也不该问刘是在北京什么地方工作,哎呀——!”
“是的,因为你第一个问法,让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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