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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里清理砖头碎瓦，我本来在监区院里，后来尤厂长叫我到厂部的防震棚里谈话，常松铭也在那儿，还跟我们一块说了会儿话呢，后来他说要去监区看看，就走了。走了大概顶多两分钟吧，蹬蹬又跑回来了，脸都白了，一进就嚷：”不好，院里要放羊。‘意思就是犯人要跑。我们出门一听，果不其然，监区那边一片吵吵嚷嚷的。尤厂长问常松铭怎么回事，常松铭说不知道，还那儿瞎分析哪，说可千万别是集体越狱吧。他这一说尤厂长也急了，赶快叫我骑上三轮则、东风’到附近的五分场去叫警卫部队，又叫常松铭赶快把在家的干部、工人叫出来围监区，连家属学生都绰着棍子出来了。不过当时的确是够吓人的，因为正赶上刚刚传达市委领导的指示，要防止犯人暴动、逃跑，大伙的神经都特别敏感，一听到犯人在院里叫唤，连我都以为是闹起事来了，所以当时尤厂长尽管没闹清楚情况就采取了措施，也还是应当的，你想想，监区的围墙震倒了差不多一半，那些天连电话也不通，干部有不少都到窑上去了，警卫部队又不在跟前，犯人一炸窝跑出来，你还不于没辙？那时候南州街上还都住着人，连北京、天津的人都还睡在街上，这帮人要是跑出来，那还不满处偷呵抢呵祸害去！不过“丁广杰想了想接着说：”不过关键还是里面没闹起来，犯人里生意也不统一，有人想跑，有人还不想跑呢，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要是他们没矛盾，一哄跑出来，你措施再快也白搭，警卫部队离了十几里地，干部职工得挨家现喊，砖厂又没配备武器，连尤厂长还是现从堆在门口的救灾物资中拣了两把大铁勺才算没空手，要真跟犯人玩命我看也不是个儿，犯人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手里头都是铁锹铁镐，你打得过呀？“

场长点头说：“这倒也是。”

马树峰笑了一下，“你说了半天，其实并没有回答出我的问题来，我是问你怎么能肯定常松铭没看见监区的情况啊。”

“肯定肯定，”丁广杰挺着脖子说，“从厂部那间防震棚到监区起码要走四分钟，常松铭刚出门就折回来，说富余点儿也不过两分钟，靠厂部这面的院墙又没倒，他往哪儿看去？根本看不见。背着小常咱也不好乱议论他，他这人，写个材料什么的还挺快，要说这胆子，还真小了点儿，不过做为一个劳改干部，明明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要闹事，不赶快进去压住，反而往后跑，生怕一个人进去让暴动的犯人给砸里头，这可是有点儿怎么说呢？”

马树峰陷入沉思，丁广杰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听清，直到丁广杰走了，他才沉着脸对屋里几位农场的干部说：“把周志明叫来吧，我单独同他谈谈。你们有事忙你们的，不用陪着。”

场长和两个机修厂的领导说要谈谈财务方面的事，到隔壁的房子里去了。很快，周志明被人带来了。

也许别人会奇怪，他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百忙之身，怎么会有兴趣和闲暇来管一个普通犯人的问题。其实，他并不想知道周志明是如何顶撞干部的，甚至也并不关心那场鼓噪闹事的前因后果，这些问题，下面的同志自会搞清楚，当然用不着他来越代包。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公安干部——犯人、反改造尖子——改造标兵，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物，也许他的历史能给人某种启发，某种经验吧，马树峰心里这么想着。

犯人还是那么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不错。进门时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进来后就安静地靠在门边的墙上。马树峰说了句：“你坐吧。”

小伙子两腿一屈，身子溜着墙，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诧异地愣住了，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坐这儿来。”

犯人迟疑了一下，站起身，在椅子上坐下来。

“平常干部找你谈话，你也是往地上坐么？”

“不，是叫蹲着。”

年轻人穿了身过于肥大的黑棉袄，腰间还很好笑地扎着根粗草绳，显得土气而臃肿。马树峰打量着他，口气随便地问道：“这棉袄是特号的吧？”

“嗯。”犯人仍旧垂着头，喉咙里咕喀了一声。

马树峰先拣最近的事问：“前两天，为什么跟干部顶撞啊？”

“因为砌炉子，”犯人还是简短地说。

“你等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是问为什么同干部顶撞？”

“因为我没砌。”回答照旧是简短的。

“为什么不砌？让你劳动是害你么？”

犯人不说话。

“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

“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