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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来的。法德两国总是试图将对方踩在自己的铁蹄之下,这种极端的愚蠢竟没有意识到。说也难怪,克雷孟梭何尝读过老子的著作,希待勒也没有。所以让他们去斗吧,道家则只是旁观,只是莞尔一笑。
中国人的和平主义多半也是出于禀性和对人生的理解,中国的小孩子在街上打架的远没有西方多。作为一个民族,尽管我们不停地打内战,可我们该打的比实际订的要少。如果把美国人放在我们这样的腐败政治之下,那么他们在过去的20年中会有30次而不是3次革命。爱尔兰现在太平了,因为他们过去打得很凶;我们今天还在打,因为我们打得还不够凶。
中国的国内战争也井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迄今为止所有的内战皆无值得夸耀之处。没人知道征兵的事情,当兵的只是些没有别的办法糊口的穷人,他们并不想打仗。那些将军们之所以对打仗有兴趣,是因为他们自己用不到去冲锋陷阵。每次大的战役总是银元得胜,尽管得胜的英雄还可能在声声礼炮中披红挂绿、凯旋回城。那些炮声很像战斗的炮声,很有典型意义:在人与人的争吵中、在内战中,都是这种喧闹声代表争斗的实质。人们在中国不可能目睹战争,只能耳闻,我就听说过两次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听来都很使人满意。通常是较占优势的一方吓退了劣势的一方,一场在西方国家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里一个月就宣告结束。被打败的将军,根据中国人公平竞赛的原则,将被给予10万美元的旅资,派去“调查欧洲的工业情况”。因为胜利者完全明白,在下次内战中,自己可能会有用得着这位失败者的地方。下次时局一转,十有八九你会看到上次的征服音与被征服音像结拜兄弟一般坐在同一辆汽车里,这就是中国的“涵养”之美。与此同时,人民却与这些事情毫不相干,他们永远厌恶战争。在中国,好人从来不去打仗,因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知足常乐
凡是到中国旅行过的人,特别是那些固执地到过为访问者所罕至的中国内地的人们,无不为中国劳苦大众低劣的生活水准所震惊。尤其使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居然颇感快乐和满足。即使像陕西那样闹着饥荒的省份,这种自足精神也十分普遍,只在极端情况下才有例外。即使现在这样,陕西的一些农民仍然可能笑得出来。
外国人眼里所谓中国人的苦难,其中不少无疑出于他们用扭曲了的欧洲标准来衡量中国所产生的误解,这种标准认为没有暖气烧得过热的房间、没有收音机,一个人就无法幸福地生活。如果这种标准正确,那末1850年前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么幸福的人存在,而在美国生活幸福的人也就应该比“舒适的”巴伐利亚为多。在巴伐利亚,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折叠、能够旋转的理发椅,更没有什么开关按钮之类的东西,中国农村的开关按钮就更少了。在先进的上海,还有可以称为真正的“椅子”的老式理发椅,这也仍可见于伦敦的国王大街和巴黎的蒙马特区。就我而言,则更倾向于认为坐在真正椅子上和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不是沙发)的人更为幸福。那种根据一个人每天揿多少机器按钮来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肯定是虚伪的。因此,中国人许多所谓自满自足的神话都是西方人臆想的结果。
然而事实上在相同条件下,中国人比西方人也许更容易满足,不管哪个阶层。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劳苦大众,都有这种快乐知足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渗透的洁果。这种精神可见于欢快饶舌的北京黄包车夫身上,他们一路上总是谈笑风生地逗乐,很想让同伴遇到什么难题,自己也好开开心;这种精神也可见于那些气喘吁吁、汗流侠背地用山轿把你抬上牯岭山顶的苦力身上;这种精神还可见于四川那些拉船逆急流而上的纤夫身上,他们每天所能挣到的钱,除了吃两顿简单却还满意的饭菜之外便所剩无几。根据中国人知足的理论,无忧无虑地吃一顿简单而满意的饭菜已是莫大荣幸。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云:“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与“和蔼”、“和气”等词语相类似,新年都被写上红纸,贴上大门。知足是劝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尽”这种人类智慧的一部分,类似明代某位学者所谓“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传:知足不辱。另一个说法是“知足者常乐”。在文学作品中,知足往往是对乡村生活和乐天派的赞美,在所有的诗歌和私人书信中都能找到这种情绪。我随意翻阅了一些明代学者的书信集,看到陆深写给友人的信,其中写道: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肪,载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数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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