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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和正义的化身－传统史书中的大熊猫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保存着不少关于大熊猫的记载，由于分布范围广泛，这种被誉为国宝的动物竟有着众多截然不同的称谓，如貔貅、貘、貊、驺虞、白熊、花熊、竹熊、食铁兽等等。

《玉芝堂谈荟》、《怀麓堂集》、《菽园杂记》中有“龙生九子”的说法，其中第九子是貔貅（明人杨慎在《升庵外集》卷九中说是椒图，当是传闻互歧而异辞），“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首”，腾云驾雾、号令雷霆、降雨开晴，相传有辟邪挡煞、镇宅之威力。貔貅，貌似金蟾，披鳞，甲形如麒麟，取而兽之优，有嘴无股，吞万物而不吐，可招八方财，在古时，被认为是聚财囊、催官运的祥兽。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记》中也说，4000年前，黄帝在阪泉（今河南逐鹿县）大战中，曾用驯养的虎、豹、熊、貔貅（雄为貔、雌为貅）等猛兽助战，打败了炎帝部落。西周初年的《尚书》和《诗经》，有“献其貔皮”的记载，说明在当时它是珍贵的贡品，貔貅被认为是像虎豹一样威猛的动物，所谓“如虎如貔”，正是对勇士最流行的赞美，军队也常打着“貔”、“貅”的旗号，以显示自己战无不胜。

据研究大熊猫的专家张和民教授考证，貔貅就是今天的大熊猫，黄帝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可知在那个时代，人类以熊为尊，且已将熊（黑熊）、罴（棕熊）、貔貅（大熊猫）明确区分开了。《山海经》说有一种很像熊的动物，毛色黑白，产于邛崃山严道县（今四川荣经县），“性食铜铁”，故称食铁兽，《山海经》虽是神话小说，又是战国或汉初人的伪托，但其记载或有可信之处，所谓食铁兽也就是大熊猫，在四川北川县志中，食铁兽的称呼一直沿用到近代。

司马相如《上林赋》极尽辅陈，汉武帝时上林苑（今西安市西周厔县、户县界）方圆200里，放养很多禽兽，供皇帝狩猎，而被称为貘的大熊猫始终列为前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貔和貘说成是豹一类的动物，似熊，黄色或黑色，貔产于貉国（中原以北），貘产于四川。三国时吴国陆玑注《毛诗》说貔和白豹貌似虎、熊，辽人谓之“白罴”，晋代文学家郭璞也有类似的记载。

驺虞也称驺吾，《山海经》云“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比具，尾参与身”；《尚书大传》云“散宜生之于陵氏取怪兽，大不辟虎狼间，尾倍其身，名曰驺虞”；淮南子云“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驺虞、鸡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贝百朋、玄豹黄罴、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献于纣”。西晋时，因大熊猫只吃竹子，从不伤生害命，被视做象【炫｜书｜网】征和平友谊的“义兽”，“驺虞幡”是息兵止戈的标志。《资冶通鉴》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91年），楚王司马玮与贾后合谋，杀汝南王司马亮，其后司马玮又与贾后冲突，以致“内外扰乱”，贾后接受太子少傅张华的建议，遣殿中将军王宫持“驺虞幡”出麾众曰：“楚王矫诏，勿听也！”众皆释仗而走。永宁元年（公元301年），齐王司马冏起兵，朝廷大臣群起杀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孙秀等人，京师大乱，“有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大将军王敦起兵攻建康，梁州刺史甘卓出军讨伐，王敦曾“遣台使以驺虞幡驻卓军”。可见，大熊猫自那时开始，已是一种公认的祥兽和瑞兽，无论何种情况，只要“驺虞幡”出现，冲突和战乱便会嘎然而止。

到了唐代，驺虞仍然作为吉祥的象【炫｜书｜网】征，受到人们的重视。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河中节度使曾奏报发现驺虞，当时百官称贺。文宗对工部尚书郑悰说：“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郑悰回答：“昔河出图，伏羲以画八卦；洛出书，大禹以叙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兽草木之瑞，何时无之！刘聪桀逆，黄龙三见；石季龙暴虐，得苍麟十六、白鹿七，以驾芝盖。以是观之，瑞岂在德！玄宗尝为潞州别驾，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职业，此等瑞物，皆不知也。’愿陛下专门以百姓富安为国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