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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气或烟云。这些修士很可能知道弗拉德三世闻名于世的嗜血，以及他在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宅邸里皈依天主教的事情，因为前者在瓦拉几亚已是家喻户晓，而后者肯定是当地的东正教徒所关注的（尤其是在弗拉德所资助的修道院里，院长很可能就是他的告解神父）。

手稿

撒迦利亚《纪事》是通过《阿陀斯一四八》和《R。VII。132》两份手稿而为人所知的；后者亦称为“主教版本”。《阿陀斯一四八》是一个四开本，清一色的半安色尔字体，一九二三年人们发现它保存于保加利亚的里拉修道院图书馆，是《纪事》的两个版本中较早的一个，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撒迦利亚本人在佐格拉福亲手写下的，很可能是依据斯特凡临死前留下的笔记。尽管撒迦利亚声称他“记下了每一个字”，他肯定还是进行了相当的再创作。文字的优雅是无法当场做到的，而且只有一处更正。这份原稿很可能至少在佐格拉福图书馆一直保存到一八一四年，因为佐格拉福有一份一八一四年制作的十五和十六世纪手稿的目录，其中提到了它。一九二三年它在保加利亚重新露面，保加利亚历史学家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在里拉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它，它藏在一本十八世纪的对开本论著里，论著是关于圣乔治生平的。安吉洛夫于一九二四年确认这份原稿在佐格拉福没有现存的复制品。它究竟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从阿陀斯到里拉，仍不清楚。不过十八和十九世纪海盗对阿陀斯的侵犯也许是它（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献和物品）离开圣山的原因之一。

撒迦利亚《纪事》的第二个，也是另一个仅存而且已知的复制品或版本——《R。VII。132》或“主教版本”——收藏在君士坦丁堡世界主教会的图书馆里，在古文献历史上可追溯到十六世纪中后期。它很可能是撒迦利亚那个时代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呈送主教的一份文件后来的复抄本，而原稿有可能附在院长的信中一同呈上。院长在信里提醒主教注意保加利亚斯维帝·格奥尔吉修道院有可能会出现异端邪说。信已不复存在，但很可能出于效率和谨慎等原因，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下令撒迦利亚重抄他的《纪事》，将复件送到君士坦丁堡，而把原件留在了佐格拉福的图书馆。在《纪事》得到接受的五十年到一百年间，人们仍然认为它很重要，值得通过复制保存在主教图书馆里。

“主教版本”不仅很可能是发自佐格拉福的一封信函的后期抄本，而且它与《阿陀斯一四八》还有另一个重要区别：它删除了在斯纳戈夫教堂里守夜的修士们声称的见到异象的故事，即从“一个修士看到一头野兽”到“国王的无头尸体动了动，试图坐起来”这一句。这一段在后来的抄本中被删除，可能是为了不让主教图书馆的读者接触到斯特凡描绘的异端邪说，也可能是尽量让他们少受关于僵尸的迷信思想的影响。对于这一迷信思想，教会管理层一般持反对态度。“主教版本”的具体日期难以确认，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从一六五年起，该抄本列入了主教图书馆的分类目录中。

《纪事》的这两种现存版本还有最后一个相似之处——惊人但令人不解。故事大约在相同的地方都被人撕掉。《阿陀斯一四八》的结尾是“我了解到”，而“主教版本”接着说“那不是一场普通的瘟疫，而是，”两个版本在一句完整的话后被整齐地隔开，可能是删掉了斯特凡故事中证实在斯维帝·格奥尔吉修道院可能发生的异象或其他邪恶现象。

撕毁发生在何时？以上提到的图书馆分类目录提供了可能的线索，目录把“主教版本”列为“非完整”。我们因此可以推断，撕毁这一版本的书页发生在一六五年以前。不过，我们无从得知，这两次撕毁行为是发生在同一时段，抑或一位晚得多的读者受到启发而采取类似行动；也无法知道这份文献的两种结尾究竟有多相似。除了上文提到的守夜一段外，“主教版本”忠实于佐格拉福手稿，这表明，两个版本的故事结尾相同，或至少极其接近。而且，尽管“主教版本”已经删除与发生在斯纳戈夫教堂的超自然现象有关的段落，但仍被撕掉部分内容，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它在结尾处仍叙述了发生在斯维帝·格奥尔吉的异端或邪恶想象。在巴尔干地区的中世纪手稿中，像这样对同一份文献的两种相隔千里的不同版本蓄意采取破坏的行为，仅此一例。

编辑与翻译

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从前出版过两次。第一版为希腊译文，闪多斯·康斯坦提诺斯的《拜占庭教会史》（一八四九）给予了有限的注释。一九三一年，世界主教会用斯拉夫语出版了一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