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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周嵩曾上书劝晋元帝要整军备武，收复失地，险些丧命。

士族熊远针对南渡的“衣冠”们忘记故土父老，安于江南优裕的生活，更是直言犯谏，指出朝廷既无北伐复国之志，却有耽于游戏酒食之情。结果外放出京。

军谘祭酒祖逖主张北伐最力，愿带兵杀贼。司马睿不好拒绝，就对祖逖采取敷衍态度，只给了他1000人的粮廪和3000匹布，任为豫州刺史，让他自募兵员，自造武器。祖逖就召集自己的亲戚朋友千人，在路上又收集2000名壮士，誓师北伐。祖逖击楫中流，慷慨流涕，矢言不收复沦陷的山河，决不再过此江。狭路相逢勇者胜。祖逖带着这3000壮士，屡次大败石勒军，尽复黄河以南全部失地。正当祖逖准备渡河，收复河北时，晋元帝却派戴渊为征西将军取代祖逖，以致收复的失地又尽数丢掉。祖逖仰天悲愤，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遂感到前途无望，于321年忧愤而死。

因为在司马睿和王导的眼中，东晋之初，对政权威胁最大的，并非北方的异族，而是南渡的侨姓士族和江东的土著士族之间的矛盾。江南大族自孙吴以来，势力强大，盘根错节。吴郡的朱、张、顾、陆，会稽的虞、魏、孔、贺是著名的大姓。西晋灭吴，他们的势力并没有被摧毁。甚至在司马睿到建康之前，义兴大族周圯、陈敏和钱绘等，都曾起兵割据自守，此即史家所谓“三定江南”，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力量。王导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就极力拉拢南方的世家大族。可以说，王导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致力于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上。至于北伐收复失地，当然就居于次要位置了。这也是王导为后人诟病的地方。在新亭之上那么慷慨激昂，在东晋也有至尊地位，但对于北伐，他却是从来都不曾身体力行过的。

至于晋元帝司马睿，在稳定了皇位以后，便开始对“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不满了，尤其对于掌握军权的王敦，畏忌很深。因此孜孜于心的，就是如何挖空心思地削弱王氏势力，扩大王权。心思当然也不在北伐上了。且为了平衡王导的权势，便引刘隗、刁协以及江南士族戴渊等为心腹，暗中做军事部署。这样，刚刚建立起来的偏处一隅的东晋王朝，就充满了不祥的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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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乱晋（1）

琅琊王氏，素称天下第一世族，名第高贵，非等闲世族可比。司马睿就是在琅琊王氏及其他北方几个强大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大的矛盾，就是帝室和几个世族以及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虽然北方士族在政治上优于南方士族，但南方士族在经济上要强于北方士族，南北士族之间势力基本平衡。皇帝是旗号，南北士族无不尊帝。最初的东晋政局因此呈现出安定的局面。假如晋元帝不干涉强大士族的权利，唯安享尊荣而已，那么，这种安定的局面会持续很多年。否则，士族必然反弹。

果然，晋元帝为了削弱王家的势力，便有意起用北方低门第的士族刘隗、刁协，又起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显然，这一方面侵犯了王氏的势力，另一方面也有打破南北士族之间势力均衡的趋势，自然遭到了以琅琊王氏等几个强大的北方士族的激烈反对，322年，危机终于爆发。王敦叛乱了。

表面看，似乎是具有政治野心的王敦，不满晋元帝疏远王导，实际上是高名第士族与一般士族之间、南北方士族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

王敦此人，性格残忍，是个强悍人物。我们可从《晋书》以及时人的笔记记载中，看出王敦冷血的一面。

当时西晋士人竞以奢侈相尚，晋武帝舅舅王恺尤擅挥霍，府中日夜焰烛高烧，宾客盈门。王导、王敦兄弟自是他的座上宾。一次宴饮，一个吹笛子的乐妓在吹奏胡笳侑酒时，偶有音律稍不合节拍，王恺即命人当庭打死。座上客无不大惊失色，罢酒规劝，唯独王敦神色自若，饮酒如常，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还有一次，也是在王恺府里做客。也是乐妓演奏曲子，美女环侍侑酒。王恺规定，客人一定要尽兴喝酒，不然拿伺候的美人问罪。有一个客人不会饮酒，勉强饮了半盏。王恺遂大怒，认为这是美人没侍候到位，怠慢了客人，丢了自己的脸面，立即命人把劝酒的美女杀了。见此情景，本不会饮酒的王导，怕敬酒人获罪，也多次勉为其难地喝干。可酒量过人的王敦，却故意不喝。王恺一连杀了三个美人，王敦却始终无动于衷，像雕塑一样坐着不动。王导连忙拉着王敦，告辞而出。路上，王导责备王敦不该这样冤杀美人，王敦冷冷道：“他杀自家人，关我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