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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原来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党，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一时也无法表示态度；就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团团长卡博在听了我们的申述后，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什么‘如果情况确实如中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换句话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党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的会议上，我们只有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8）

代表团同时将上述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很快发回指示，要求代表团做到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对赫鲁晓夫仍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6月25日，中共代表团通过会议执行主席罗共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向各代表团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①

声明认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赫鲁晓夫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苏联共产党同各国党的关系不是看成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党的关系，“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声明明确表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国党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意见，从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性质。希望能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交谈，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

赫鲁晓夫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毫不屈服，就在会议结束时，肆无忌惮地对中共大加攻击，称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纯粹的民族主义”，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等。一些紧随苏共的党，也跟着起哄，指责中国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

针对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中共代表团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彭真在即席发言中强调：赫鲁晓夫的这种只准自己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意见，不准别人为自己辩护的做法，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和党际关系准则。他还借用亚里士多德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来表达中共对苏共的原则立场。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没有得到任何便宜，但他并不甘心，于是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采取一系列的严重破坏中苏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举动。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9）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馆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去他们的祖国。”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在7月25日又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7月31日，中方复照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月的短期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项目。

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教、科研等部门的20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他们的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

对于赫鲁晓夫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