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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弗利辛根在管理中采用了“法术并用”之法——采取了新的用人观点，结果公司的利润比原来增加了九倍，年利润大约有30亿美元。

范·弗利辛根大胆对权利进行分属与下放，让员工都能感到自己就是公司的主人。由于SHV公司是一个大跨国集团公司，所以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和子公司的管理者，主要任务是执行总公司的决定。结果是这些分公司的管理者，在对总公司的任务及指令的执行过程中，就都会产生无论执行结果如何，这都不是自己的责任与任务的心理。因为指示与指令是总公司下达的。也就是说，分公司管理者，只是总公司的一个喉舌和器官而已，而对于总公司大脑的指令的可行性与否，根本就没有置问的权利与可能。所以，这种总公司管理中的只注重“法”，而忽略“术”的管理，就严重影响与制约分公司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基于这种管理现状，范·弗利辛根就把百分之九十的革新创业指标与具体的方法，都下放到了分公司的管理者手中，而总公司只承担百分之十的责任。显然，范·弗利辛根这种“法术”并用方法，且“术”占主要的管理革新，马上就调动起了世界各地分公司管理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为这样改革的结果，就会让分公司管理者感到自己公司的好坏，直接代表自己管理的水平与能力。

在实施“术”的管理中，范·弗利辛根表现出了对分公司领导与员工绝对性的信任。在他看来，让分公司管理者独挡一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分公司管理者中，不乏有非常精明能干的管理者，他们拥有强烈的责任感与进取心，所以总公司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指手划脚。就这样，他在收到分公司管理者的汇报时，就在后面写上自己的建意（注意只是建意而已）。

范·弗利辛根的做法直接的好处是：在各个分公司都激发出了数倍的积极性，每个具体的管理者都把如何让本公司有最大发展，看成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责任。分公司管理者，有如此高的工作热情与表现，当然分公司的下属也都是如此了。这就是“将帅有能力，国君却不随意控制，就会取得国家富强昌盛”的道理。

纵观管理实践，我们不难发现，一位管理者与领导者，如果任何事都要亲自定夺，而不给部下任何独挡一面的机会，那么下属势必就没有了办事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管理者也会感到自己很累。这就是韩非子“法术并用”观点之于管理的实用性。

与此同时，作为管理者，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者，要明白一个事实：大人物永远是作人，小人物永远是做事；而大企业永远是作人，小企业永远是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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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墨子》七患谈国体　团队管理说三戒（1）

《墨子·七患》中讲：“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城墙和护城河坏得不能有防御作用了却去建宫殿，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国军队已经到了边境，周围邻国没有人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民力耗尽在没有用的事情上，赏赐的却都是无能之辈。由于在没有用的事情上已经把民力耗尽，所以急需要接待宾客时财富反而没有了，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不干正事，只是白拿俸禄，游手好闲的人爱结交朋友，国君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惩罚臣下，臣下害怕而不敢对国君争辩劝谏，这是第四种祸患；君主自己觉得圣明而不问政事，自己觉得国家安定强盛而不防备外敌，四周邻国策划进攻而不知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君主信任的人不忠诚，忠于君主的人却得不到君主的信任与重用，这是第六种祸患；储存的粮食和将要收获的粮食不够用来百姓们吃，发生了危机以后，大臣们也没有办法。这时，赏赐不能使人高兴，惩罚不能使人害怕，这是第七种祸患。管理有七患的国家，肯定要灭亡；用七患来守城，敌军一到国家就倾覆。七患存在的国家，国家必定有祸殃。

因为粮食是百姓生活的基础与依赖之本，所以当国家遭遇荒年时，百姓就容易闹事。这就是古代圣贤君主巩固农业，重视农业生产的原因。仓里没有储备的粮食，就不能抵挡灾荒之年；库里没有储备的兵器，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不能讨伐与抵御不义的一方；内城外城没有整修完好，就防守不了；没有戒备之心，就不能应付突发事件。这就好像春秋时的庆忌不存戒备之心，他不应该轻意地与要刺杀他的要离渡江一样。夏桀没有防御商汤的准备，所以只能逃跑；殷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所以就只能被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他们都被百里小国所灭，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虽富强但不做任何防御灾难的准备。粮食，是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