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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正如研究者劳里·阿斯克瑞夫特（Laurie　Ashcraft）说的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不再想像她们的母亲那样努力在职业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她们说：“给我孩子，不要给我钱。” 与其为女性重返家庭找出一大堆理由，比方说是因为渴望成为妻子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受挫的结果，不如把这一现象当成女性主义自身的缺陷必然导致的结果。被猛烈攻击的一个目标是贝蒂·弗里丹，她写作《女性的奥秘》的动机受到了质疑。丹尼尔·霍洛维茨（Daniel　Horowitz）写了一本带有批评性的传记《贝蒂·弗里丹和〈女性的奥秘〉的写作：美国左翼、冷战和现代女性主义》（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谴责她故意歪曲事实，把自己描写为一个普通的回到家庭的主妇，通过忽略自己所受过的教育拉近和读者的距离，这是对读者的欺骗。他还指责弗里丹夸大了女性的不快乐，目的是取悦于自己的出版商。 然而，这些批评没有注意到的是即使弗里丹在写这本书时是个很不快乐的妻子，她还是假定大多数女性都会结婚生子。正如她在1973年的那一版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我不能通过拒绝性和人性本身来定义‘解放’一词，我们需要去爱——有时候我们还会去依靠一个男人。”但是她也强调，只有女性被允许拥有一个家庭，而这家庭中的孩子们能得到足够的照看的时候，这一情况才可能实现。她所不曾预见到的是女人居然真想待在家里，抚养孩子。 市场和那些想让女人回家的人之所以提出“有力的家务活动”这一说法，应该归结于妻性鸿沟，自弗里丹那一时代之后，家庭主妇的实际意识只发生了很小的一点变化。政治上正确的说法是用“在家庭之外工作”来界定那些有工作的女性，以免触犯那些“在家庭内部工作”的女性，但这一做法并未改变家庭主妇的工作不被当作应该付费的工作严肃对待这一事实。 每个人都听过诸如此类的故事，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有工商管理硕士文凭，她放弃了经济分析师的工作，和三个孩子一起待在多伦多的家里。有一次她出席了一个她丈夫的同事在场的聚会。“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女人问我丈夫我是做什么的”，她说，“‘做什么，她待在家里。’我几乎要晕倒了。难道他真是那么想的吗？” 重新对家庭主妇定义的努力集中在一些表面问题上，比如术语或者是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在出版于2001年的《一个聪明女人对居家生活的忠告》（The　Smart　Woman’s　Guide　to　Staying　at　Home）中，伦敦的资产净值分析师梅莉莎·希尔（Melissa　Hill）说家庭主妇被称为“家庭管理者”，好像运用劳动力中的术语就能提高这一角色的地位。在2003年4月，加拿大的女性杂志《HQ》重新使用他们在90年代后期已经放弃的“家庭主妇”这个名字。那时候，放弃“家庭主妇”这一名字就像是肯德基油炸鸡把名字变成KFC，以避免和难吃的“油炸”食品的联系一样，是一种不失精明的市场策略。到2003年，潮流又发生了变化。《家庭主妇》（Homemaker）的编辑告诉《国家邮报》“做一个家庭主妇不再是消极的选择”。它重新发行的那一卷以宝妮·富勒（Bonnie　Fuller）的故事最为醒目，宝妮·富勒是《美国周刊》（US　Weekly）的一名编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工作着的母亲——她们能拥有一切吗？宝妮·富勒在工作、爱情和孩子之间的平衡。” 在对新的家庭主妇的所有赞美中，没有对选择待在家里的女性做出新的描绘。相反，比较容易的是回忆寻找解决办法的那段时光。许多畅销书纷纷劝告女性回到理想化的家庭生活中去。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当初正是以对家庭生活的讨论才引发了20世纪的女性主义运动。 那些有着很好职业的女性写的书总是努力让女人们确信她们将会通过家务劳动获得满足。《母亲没有告诉我们的》（What　Our　Mothers　Didn’t　Tell　Us）出版于1999年，这本书指导女人们在二十几岁时就去嫁人生子。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克瑞登顿（Danielle　Crittenden）对50年代的郊区生活做了非常浪漫的描写：“很多人嘲笑50年代的婚姻，其中很多人太过年轻，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一段，他们只能怀着敬畏之心去阅读——我还应该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