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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卖弄，或无耻癫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一切，就不可救药了。其实他提倡道教，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张恢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感觉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得意与忘形（4）

碧落黄泉，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屁股。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甚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

崔浩被抓了起来，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挖空心思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残暴了。《魏书》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什么吗？

唐朝的“苦迭打”（1）

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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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由法文的“coupd’Etat”的音译过来。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或者，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阴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出版之自由，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出书，风头不让“两报一刊”。有一天，我从一份叫做《井冈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当时的副统帅，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

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

问我，何谓“苦迭打”？

我说，即中文之“政变”。

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自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也就跟着死定了。

话题还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