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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革 命者提出的动议，只是维持自己的权力（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一种假 说》，载芮玛丽编：

《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　308　页）。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名流团体在浙江内

核地区激增的现象，在肖邦齐：《中 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　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　59—74　页有详细论

述。关于 中国对地方政府一般看法的基本历史观点，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 治》，载魏菲德

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第　257—298　页；又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关于政体的种

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4　集（1979—1980），第　1—18　页。

① 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及光棍》，第　261　页。

① 谢文孙：《1911　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暴动和市场等级制度》，载伊懋可和史坚 雅编：《两种社会之间

的中国城市》，第　138—141　页。

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

国性政府的问题。

民国政治的动向

因为中华帝国晚期政体的主要特点，与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同样根深

蒂固，２０　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

摆。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希望中国复兴，常以早熟的见识探索和讨论大量来

自国外的当代政治思想。②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丰富，范围宽广，但是中国

政治的主要倾向是起源于清末已渐渐形成的形势。

首先，自唐代以来，崇尚儒家思想的君主帝国借以统治中国的大量学说

上的信条与制度上的惯例，继续解体。③要把这一切重新予以调整并非易事，

因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在不断变动，迅速变化。最后，一致的信仰体系和世

界观，遴选自学成才的官僚的官方考试，专横而恋栈不去的中央领导地位，

对司法、教育、监察和军事权力的垄断——所有这些旧中国政权的因素，直

到　１９４９　年以前都不能充分地再起作用。而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不论它们的内容，

还是它们的总的结构都完全不同了。

在辛亥革命的四年内，显然，无论是遵循清末原始自由民主动员的道路，

还是中央统制经济的现代化道路，都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在　１９１２　年—１９１３

年，当新组成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时，城市

名流参政的趋向仍在继续。但是，无论国民党还是它的竞争对手进步党都不

过是“名流联盟”，即使在受到限制的大约　４０００　万全部选民中，两党的支持

者也是少而分散。①虽然宋教仁希望他在绅商名流中的追随者能控制新的中华

民国政府，但是，多党政府也受到孙逸仙这样的政党领袖怀疑，以为它会造

成分裂。②１９１３　年，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解散国会和省议会，结束民国初

年兴旺一时的数千个地方议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的议会民主的实验。③袁世凯

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包括恢复考试和加强文官以控制军人，以及对被击败的

革命党人采取检查、监视和恐怖活动。他成功地铲除了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

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赢得那些新进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凯的事业因

恢复君主政体而招致毁灭，他于　１９１６　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权威等同于恢复帝

② 先驱者政治讨论的广度和多样性，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 国及其革命过程》第　1　卷

《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　年》中有论 述。

③ 关于中国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学者…官僚统治社会）的分析，见白乐日： 《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

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　6　页；也见芮沃寿的序。 关于晚清，基本专著是萧公权：《农业中国》；

又见何炳棣：《中国遗产的显著方面》，载何炳棣和邹谠编：《中国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