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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因而，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英国。

从基督教统治到君主专制，是欧洲完成主权国家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有时候与国家主权相一致，有时候并不一致。在那个年代，代表国家主权的是专制王权，随着欧洲几个王室的婚姻联亲，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变成专制王权的陪嫁、聘礼，转瞬之间倒手，换了新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老百姓对此往往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在任何王权底下，他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对于各国王权来说，统治权力从来不会因为民族而成为界限。因此，当法国强大的王权成为欧洲奢华、附庸风雅的楷模后，很多王室都以模仿法国为荣。欧洲其他王室宫廷里，都以说法语为荣，都以模仿法国宫廷生活为时尚。这种现象在后来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的充分结合，是在*观念形成后出现的。

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现代化的关系比较简单。大致来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再到美国建国，就是一个抛弃基督教，或者说限制基督教的过程，也是一个宗教多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宗教自由，直白一点说，就是可以随便信仰的自由。从现实结果看，西方国家中宗教控制越是统一的地方，富裕程度相对就越低。从盛衰交替的几个西方国家来看，西班牙、葡萄牙都有强大的宗教势力，王权所代表的国家主权与基督教统治的界限并不清晰，因而，这两个国家失去了曾经的霸主地位。荷兰的宗教复杂，对弱小的世俗政权的影响比较大，因而，荷兰也未能持久。法国在宗教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它既反对一切宗教，又试图建立新的国教。即使〃理性教〃取代传统的基督教，但依然是政教合一的翻版。因此，法国未能实现它的抱负。

然而，法国的启蒙运动实际上为欧洲探索了一种可能。基督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统治，当基督教的统治消退后，个人主义至上，追求绝对自由和利益的风气，因为失去道德约束而蔓延。在这个过程中，启蒙运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道德体系，他们从中国找到了榜样。

中国古代也是一个道德统治的国家，与欧洲基督教统治不同，中国的道德体系不借助于系统化的教会或其他宗教组织，而是完全世俗化的道德系统。这让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感到兴奋，他们看到了中国人独特的实践，因此他们试图在法国乃至欧洲也建立相同世俗道德体系。〃理性教〃是这一实践的尝试，但最后依然走上政教合一的欧洲老路。同时，由于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风气在工业革命的推波助澜下难以阻挡，启蒙运动后的世俗道德建设并未取得显著的成果。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西方国家，在宗教问题上与老欧洲相比有显著的不同。美国确立了宗教自由的原则，从而保证任何宗教都不能因为自己的绝对正确性而挑战其他宗教或教派，避免了因信仰而产生的社会冲突。此外，美国明确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将世俗政权的地位确立在宗教之上。从此以后，政教分离成为现代国家的普遍特征之一。

回溯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政教分离原则早就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在汉朝时期出现了本土的道教，但是，道教始终没有获得对世俗政权的控制，反而始终受制于世俗政权。唐朝时，外来的佛教影响甚大，中国差一点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佛教国家，在唐朝之前的某些小国那里，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倾向。但是，中国人以天才的方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了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政教分离从此成为中国不可改变的稳固传统。也正因为这一优秀的中国传统，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在中国很少形成教派冲突。明朝的建立借助了一些宗教力量，但最终也没让宗教控制世俗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明经过教派之间不断的流血冲突和暴力行为，演变到美国，最终形成政教分离的原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其实都是以中国古代为榜样。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没有理由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反而更应该重新审视我们传统中的优秀成分。

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着宗教地位降低的过程，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却总有人试图加强宗教的地位。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西方传教士。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一个事实：接受西方传教士宗教传播的民族，例如黑人、印第安人，结局都很凄惨。试图在中国强化宗教地位的，也有中国人。康有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想借鉴英国和法国的模式，在中国建立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儒教〃，并想将其树立为〃政教合一〃的〃国教〃。这种方式与中国人曾经普遍有好感的美国方式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