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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之间的绝对界限也就消失了。

“房中术”的兴起与“性生活强身健体”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性”的问题上十分豁达，比后世的所谓的“文明的后代”强多了。

从“溯源”上讲，中国人的性观念是到了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以后才发生根本变化的。

事实上，早在孔夫子时代，由于礼崩乐坏，纲常废弛，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性原则并没有对封建贵族形成任何道德约束。

那时，人们的“贞操”观念和结婚时的门当户对也十分淡漠。

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就是大臣吕不韦的情妇。

长信侯被吕不韦假施宫刑，派到宫中，专门侍候太后，并生下两个私生子。后被秦始皇杀死。刘邦年近四十才结婚，他的发妻吕雉，比刘少十五岁。刘邦结婚前曾有一个情妇姓曹，并与之生有一子叫刘肥。

刘邦当了皇帝后，立刘肥为齐王。人们也并不认为婚前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好的。

汉代人对“性”的认识就像人们对萝卜白菜的认识一样，是十分平常和十分放任的事情。比如《汉书》里描述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奢侈荒淫与性放纵。

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民间，同时也由于社会经济状态的改变，商业性的妓院便在此时出现。

在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中人们对性生活也并不回避。

不仅如此，此时的“性学”较为发达，有专门研究的术士，写了不少有关“房中术”方面的书，这些书常常归于“医学”一类。

如汉代张衡的《同声歌》和《七辩》，还有汉代边让的《章花赋》中都详细讲述了房中术。

汉代传说“房中术”者为三女，即玄女、素女、采女。许多房中书都是以黄帝与他的这三位女师的问答形式来叙述的；这些书皆附有各种性交姿态的插图；这些书流行很广，被夫妇行房及男人嫖妓所应用，甚至做为新娘嫁妆的一部分；这些书不但教男女行房时如何始终互相满足，也教男人如何控制来达到强建身体，益寿延年的目的。

这些书主要表现道家思想，但儒家也赞同其原则，不过侧重点不同：儒家重在繁衍子孙；道家重在养性延年。

在《周易参同契》卷六七和卷七三中有大量关于道教的房中术内容，这里强调“阴阳调和”的重要性，男女间“性”与“情”的和谐便是符合天道，顺应自然。

所以，男女双方都可以通过性生活得到补益。

汉代人还认为性交可以增强元气，有人认为黄巾起义中的太平道就是以传播它的房中秘书《黄书》来行男女合气观念，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这种以为男女交媾可以增强元气的观念形成一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神秘主义思潮，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全国性宗教运动和政治叛乱的根源。如清朝中叶山东的“滚单”教派和后来的“一贯道”等。这无疑增加了“性”的负面意义，为主流话语和统治者所忌讳，“性”的加密也日盛一日。

阴山公主：“皇帝哥哥，一个丈夫太少了！”

外国朋友常常感到不可思异的是，一方面，中国人对“性”禁忌得厉害；另一方面，作为一国表率的皇帝却又有着三宫六院的“性自由”。

这的确是一种文化怪圈，它是由汉文化中“政治”与“性”的孪生关系决定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关系，有助于君主与统治阶层建立多渠道的政治关系，从而在帝姓宗族的基础上发射性地构造了一个个外姓支族，让他们如行星般地围着皇旋转，以共同维持宗族统治秩序。

但总的说来，在汉晋时期，“性”的自由度还是较大的，它不仅表现在正常的男女性爱关系上，也表现在人们对同性恋的认可程度。

比方，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嵇康与阮籍有可能是同性恋关系。

据司马迁笔下暗示，刘邦有同性恋事实。他的男宠叫籍孺，刘邦就经常与他同寝。

西汉宦官赵谈为汉文帝男宠。汉代人相信“美男破老”的邪说，认为与美男子搞同性恋可以长生不老。

汉哀帝与男宠董贤进行“断袖之欢”时，还令董贤穿起女人的轻衣窄袖。

宫中妃嫔见董贤获宠，竟纷纷效仿董贤所穿的女装。

这个时期的女性地位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低下，她们不仅要求自己的丈夫有责任和义务在“性生活”上给予满足，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例如，《宋书》中就讲到山阴公主向她的哥哥废帝刘子业说：“皇帝哥哥，你有三宫六院，佳丽上千，可我只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