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1/4 页)

龟本来被认为是“灵兽”动物，历千年而不死，而且越老越通灵。因此，到宋代还有人以龟为名的，官方养龟成为时髦，民间也有各类龟文化，比方在大庙柱上刻龟图，在人体上纹龟身，每次正规的庙会还有人跳龟步舞，等等，足见人们对龟的喜欢和敬仰。

但这种盛况到了十三世纪前后，龟的意义开始发了变化，至后代干脆成了骂人的字眼。

不过，尽管后代把龟与各种“性禁忌”拉扯到一起——龟与性联在一起，主要显示“龟头”的外形酷似男性生殖器——但中国南方仍保留着龟的神圣意义，因此，龟仍然有双重意义。实际上，北宋时期，人们除了因追求“长生”而产生“龟崇拜”之外，儒家理学的道德约束力类似一种“雷声响，雨点小”的状态，在民众生活中尚无太大的影响，这当然与统治者“置之不理”有关。

房中书和道教内丹炼养之书仍然很普遍，并且一直为达官显贵所重视，就是证明。

此外，北宋时期还保留着节日庆典在公共场合表演妇人裸体相扑的习俗，并且以为女人裸体可以辟邪的巫术思想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每一次女人裸体行走或女人裸体相扑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据说围观者也能得些“贵气”、“福气”，有辟邪除害之效用。

宋儒理学对民众约束不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此间的妓院形成了规模化经营，不少文人骚客如柳永等不仅是妓院的常客，而且还创作出不少缠绵徘徊的艳体诗词。

在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六的记载中，介绍了三种不同等级的妓院，而《都城纪胜》与《梦梁录》中则表明，妓女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最可爱的是：这个时期的人们对妓女这种职业没有丝毫的鄙视，妓女参加私人聚会和各种庆典十分平常，甚至一些婚礼都邀请妓女参加，担任伴娘或迎娶和引导新娘的角色。

但这个时期，人们对爱情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追求爱情、守护爱情被认为是高尚人格的体现。比方，大才女李清照对丈夫一往情深，她写了许多有关夫妻美好生活的回忆，丈夫去世以后，人去楼空，只留下一部《金石录》的手稿，她也达观，说，“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

这种平常心反映李清照对人生已经看得很透，她入了道：生与死，爱与恨，追求与失落在她看来，都只能是浩如烟海中的尘埃，轻轻一挥，万事皆空。

神秘的“双修法”：元明颓废生活的艺术写真真正说起来，中国人的“性禁忌”和“性封闭”是在外族入侵后引发的。

元代的异族统治是中国人性观念发生空前转变的直接原因。

这是因为：在异族征服者面前保护自己的眷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与外界完全地隔绝起来。同时由于人们竭力掩饰其性生活，使外界无法窥知，使异族入侵者本身也受到影响，对自我进行约束，加之汉文化的强大的同化能力，异族入侵者与当地人融为一体，自觉地成为“性禁忌”和“性封闭”的执行者。

在这种虚情禁锢的矫饰下，强调道德约束的《功过格》便应运而生。在《十戒功过格》与《警世功过格》中，严格的行为限制大多与性有关。

《功格过》竟然警告人们不可欣赏轻浮的歌由和戏剧——这一点一直流传至中国的“文革”甚至更后，它恰恰反映了元朝的词典与戏曲的繁荣。

因为科举废除，文人无官可做，便把自己的智慧全用在丽词艳曲的创作上。如《西厢记》和《琵琶记》都是这种代表。

到十四世纪（元朝），女人“不缠足”已经被认为是很可耻的事了。

但荒唐的是，元朝的统治者对前朝流传下来的“长生不老”很着迷，千方百计寻仙访古，乃至遁入邪门左道。

例如，蒙古人有对密教金刚乘的崇拜，特别是性力派。忽必烈身边有许多密教术士。

这些人以神秘的“双修法”劝谕忽必烈，即请他通过各类性交来超渡自己，皇帝办公的墙壁上所奉神的也为男女交媾的形象，还被尊称为“父母”。

道教认为，男人与少女相交有利于身体调养。这一邪说后来被明中叶大红大紫的道教领袖邵元节所鼓吹，他曾向嘉靖帝教授房中术说，老阴耗精，和童贞相交，可以采阴补阳。

由于元代的民族矛盾，中国人以儒家礼教施行自我禁锢，这种习俗到了明代仍然参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作为受外族统治的逆反心理，甚至有人上书皇帝要求禁毁一切非儒家说教的书。

在这种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