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 页)

是优先调查的新分子实体药物）获得批准，而2000年是9种，1999年是19种，1998年是16种。这就是这个庞大行业五年来生产的创新药物的总数。

现在，为了对制药业生产了什么样的新药，以及是哪个公司生产了它们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让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过去两年内生产的14种创新药物。它们确实如霍尔默先生所言是大型制药公司创造的奇迹吗？当时，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大约有35个成员，包括了全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制药公司以及一些较大的生物科技公司。2001年被批准的7种创新药物中，5种是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成员研发的——2种来自瑞士的诺华（Novartis），而美国的默克（Merck）、眼力健制药有限公司（Allergan）和Gilead　Sciences（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各开发了一种。诺华公司的一种药物是罕见病用药Gleevec，只适用于一种罕见的白血病，另一种药物Zometa，是治疗一种很普遍的癌症并发症的注射剂。默克获批准的药物是Cancidas，是治疗一种少见的真菌感染的注射剂，只有当其他治疗手段无效时方可使用；眼力健公司的药物是Lumigan，用于当其他治疗手段无效的情况下对青光眼的治疗；Gilead的药名叫Viread，这种药与AZT很相似，都是用来治疗艾滋病的。

2002年获得批准的7种创新药物，只有三个来自于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成员，它们分别是：Zelnorm，诺华公司（Novartis）生产的治疗便秘引起的肠易激综合征；Eloxatin，法国赛诺菲圣德拉堡集团（sanofi…Synthelabo）生产的治疗（尽管很少能够治愈）结肠癌的注射剂；以及Hepsera，Gilead　Sciences公司制造的治疗B型肝炎的药物。没有一种是美国的大型制药公司研发的。

。　想看书来

制药业还有创新的能力吗？（2）

这个产量可不能证实霍尔默的高谈阔论。确实，我们偶尔能获得重要的新药。例如，有或没有Gleevec这种药，对某种特殊的白血病患者而言，可能就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是，近年来像这样真正的创新药物出现得太少了。这里提到的大多数药物，尽管也很有创新性，但也仅仅是当其他治疗手段无效时最后一道治疗防线而已——很少能够治愈的。根据这种趋势，我们不得不问制药业投入到研究开发中的300多亿美元都是怎么花的。我们也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与其他行业相比，较高的价格和利润意味着对创新的激励的话，那么制药公司没有履行好这个诺言。

创新的真正源头

产量的不足已经足够令人沮丧了。但真正的丑闻是，就连这很少的上市创新药物也几乎都来自财政支持的研究。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被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并且都是在大学、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或者是国家卫生研究所内部研发的（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大约　90％的研究都是“校外的”，意味着这些研究主要是在医学院和教学医院里进行的。剩下的研究是“校内的”，由华盛顿特区外的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在校园里进行）。大型制药公司从1980年开始依赖财政资助的研究，主要是由于《贝赫—多尔法案》和《斯蒂文森—魏德勒法案》（Stevenson…Wydler　Act）的实施。《贝赫—多尔法案》主要对校外研究适用，而《斯蒂文森—魏德勒法案》主要对校内研究适用。《贝赫—多尔法案》允许将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且可以授权某个制药公司专营而收取专利权使用费。大型制药公司越来越依赖这种方式——授权经营的药物，它们往往会将这些药物推向市场并将其附加功能申请专利。有时候，这些药物在它们被授权之前就已经完全开发好了。例如，第二章中我们提到的第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AZT，是由国家癌症研究所（国家卫生研究所的一个部门）和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和临床实验的，直到最后才授权给葛兰素史克公司。其他很多种药物都是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临床实验的阶段才授权给了制药公司。

大型制药公司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药物是经过授权或者从外部得到的——例如从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小公司得到的。你可能会以为制药公司会因为这件事而感到难堪，它们确实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个秘密，但是它们显然并不为此事感到丝毫难为情，也不打算做出丝毫改变。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鲍勃·英格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