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1/4 页)

娘。她是四川人，只身呆在上海。她喜欢这个城市。我问她为何不找男朋友。她低眉一笑，道，找不到呀。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年，她终于找了个男友，结婚之后双双去了美国。我们亦失去了联系。我倒是常常怀念她给我带来的平静的欢乐，以及那种极卫生的友谊。

这些年轻人，他们构成了我那一年里在上海生活充实而多姿多彩的内容。有时候我想，若无这些年轻人的激越奔放的青春，若无他们的希望、梦想、爱情以及脚踏实地的奋发努力，上海哪里来的勃勃生机同光鲜亮丽！

我住桂平路那一年棉棉亦租住在桂平路。那时她尚未成为“美女作家”，亦未写成小说《糖》，且单身快活，喜欢晚上出门泡吧。棉花俱乐部就是她带我去的，因她曾在这里做过DJ。同去的还有赵波，那时还是吴亮的老婆。把棉棉称为“美女”，不知是谁的标准。棉棉长得可不敢怎么恭维。赵波倒是有种吴越女子的清丽娇白。她二人常在一起，让人觉得反差很大。她们在酒吧里是很“闹”的。尤其棉棉，喝了酒之后率性张扬，目光焰焰地盯着一个小号手看。那小号手二十出头，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但长得体格健壮，一件T恤，一条牛仔裤，英气逼人。棉棉说，看啦，那小伙子多*啦！干了杯之后，忽然拍我肩膀一把，道，老何，我要带你到上海最糜烂的地方去！她的舌头有点大了。回去的时候，我说我送你们。这才晓得，原来她亦是住在桂平路上。她把自己的租住地做了间音乐工作室。她是那种天生搞艺术的人。冲动、激情、野心、敏感、暴冷暴热，集于一身。但她相当透明。一切在上海的喜怒哀乐全部是写在了脸上的。到后来，这一切亦全部是写在了她的小说里。

上海还有个好人谢春彦。他是陈村的朋友，画家，常给陈村的文章配漫画化的水墨插图。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喝酒。人到齐后，他走进包厢来，左右胳膊下皆夹了酒，是个极豪爽又极可爱的人。留着鲁迅式的胡子，风度翩翩。有回他带我去一个怀旧酒吧，是他一位画家朋友开的。里头的一切装饰皆是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风格。手摇唱机、西洋片、老家具、洗脸架，摆满各处。楼下还有处地方做陶塑。那回去了一些上海的艺术家，做了个很大的花瓶，每个人在上头签下自己龙飞凤舞的名字。老谢叫我也签上。后来那陶瓶烧好了，一直摆在楼下的一张旧桌子上。我带小沈亦去过一回，在瓶子上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离开上海，后虽是去过很多回，但一直没再去过那个酒吧。不知那陶瓶还在不在。那上头，有我留给上海的一点印迹。与此相关的，则是一堆鸡零狗碎但温馨愉快的回忆。

我相信，有回忆的人是幸福的。

。　想看书来

北京（1）

沈从文在他自传里写他头回到北京：“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托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而我头一回到北京时已年届三十，比沈从文长了十岁。是一个初夏日里，去参加《人民文学》举办的笔会。那时主编是王蒙，我的若干小说经由他的手发了头条。参加那个笔会的人有马原、刘索拉、莫言等一干八十年代初刚冒头的文学新秀。而《人民文学》那一时真是虎虎有生气。我在湖南时，常听得搞文学的人说，北京每年只去一次，思想上可得一年营养。这样的说法里就有从文公的那点意思，因北京有“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上一堂课，对人心灵竟可福泽一年。我便是怀了这样一点意思，从老北京站下来，心里头生起第一个愿望是：去看天安门。仿佛去圆一个久远的梦。而人生亦是从那梦里头延伸出来的。

三十岁，被称为青年作家，带着以文会友的心情，参加了那次笔会。会议期间去看了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公的学生汪曾祺。因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即是请他来作的序。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汪先生》，表达了一个后学对于汪先生的敬仰。他是我认为的中国当代作家中传统文化同诗意美学最纯粹的传人。他的文学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