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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报纸，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在做商业新闻时积累的经验到了这里也很有用。部分原因在于，在英国，报纸是有政治倾向的。《卫报》比较偏左，《每日电讯》比较偏右，但我不允许把个人的偏见传递给读者。总的来说，《泰晤士报》也有一点偏右。我在做商业新闻时学到的是，好的商业新闻是客观的，它需要向读者客观地解释某个领域或者某家公司。 在政治报道中做到客观是否有可能？《泰晤士报》在19世纪达到了它的巅峰，其总编辑德兰尼先生以其支持改革的自由派观点而赢得了声誉。今天它应该怎么做？ 社论显然和报纸的其他部分远远不同，社论是需要观点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新闻，就算空间再有限，你也得做到客观。至少，你得真正去争取，尽量保持正确，尽管有时候也会犯错。但在新闻版块里是客观还是主观，两者是不一样的。 《金融时报》是一张彻底国际化了的报纸，你会将《泰晤士报》变得更国际化吗？或是会更本地化？一个外国人成为这家报纸的总编辑，这是否已经是国际化的迹象？ 是的，但是你看，你们也想成为中国的《金融时报》，但是你很难做到将一个国家的一家报纸照搬到另一个国家的另一家报纸上。假如《金融时报》上的题目你们也想在《经济观察报》上报道，那么有的题目你们会选上，有的就不会。如果想办《金融时报》的中国版，你们就得对报纸进行大幅度的改动。比如说这篇关于德国股市的文章，你们就需要重新改写，以适应本地的读者。对于一家报纸来说，国际化意味着你对市场要有国际化的视角，我想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走出国门，进入另外一个市场，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在这点上我们不像《金融时报》。&nbsp&nbsp&nbsp&nbsp　txt小说上传分享

访谈（2）

这是否意味着《泰晤士报》会变得更加注重英国市场，而非国际市场。你不想在全球其他地方销售更多的报纸吗？ 我很愿意啊，但是这份报纸本身就不是为美国读者设计的，这不算什么战略。和以前一样，我们现在仍然四处派驻记者，我们在北美又增加了三个记者，在东京也有我们的记者站，在北京也有，在马德里也有。这家报纸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在提高。但是我们不可能在香港卖我们的报纸，那里可能只有50个或100个人会读。这些读者不能从我们的报纸中获得回报，也许他们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国外的东西，但不可能像在伦敦一样每天买一份。 当你刚刚接任这家报纸的总编职位时，人们对你的未来纷纷表示怀疑。《卫报》、《每日电讯》都认为你在市场动荡的时候保持了这家报纸的文化。10个月过去了，这家报纸的发行情况如何呢？ 我们做了一次读者调查，在英国所有的报纸中，我们是读者数量增长最快的。我们的广告收入也很大。如果要说销售额，结果还比较令人乐观。整个市场的确处于低谷，但是从技术上来看，这是个上升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不好的话，我们就会下滑。 所以我们的理想是要做一份高质量的报纸，一份成功的报纸。 人们说你是《泰晤士报》、乃至英国报业最神秘的人，你对此作何感想？ 有意思的是，我在亚洲的时候，人们却说我是最容易了解的人，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想。我觉得这里的人太爱评论别人了。我不是说一份报纸不应该被人谈论，但是我的工作不是当一个名人，我的工作不是天天上电视，我的工作是做一份出色的报纸。 但是你的确是一个明星，尤其是你在美国负责《金融时报》美国版时，你有很多头衔。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名声、权力等问题？ 我在美国做《金融时报》时，任务之一就是要迅速建立起其声誉和形象，所以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所以我进入别的公司的董事会、上电视、参加各种活动……《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还很小，因此需要增加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而且美国人常常不关心总编辑的情况，他们不会把这些事情算在你个人的头上。所以我进入其他公司的董事会，参加纽约的社交活动，这些都不是个人活动，都是职业需要。 但对英国的《泰晤士报》来说，我根本用不着做这些事情，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很清楚自己的职位，我知道怎样做才对我们的报纸更好的。比如说我们要采访以色列总理沙龙，我完全可以亲自到那儿进行这个采访。但是我不想去，我送我们的记者去，我真的是哪儿都不想去。但是在美国，你需要学会的是怎样利用好自身的影响力。 这两者最基本的区别是，5年前，美国人从未听说过《金融时报》。而今，他们会想要知道《金融时报》都作了什么报道。而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