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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领导请病假，有个头疼脑热抗一抗就过去了。那几年，我给谁尥过蹶子？就是小牛那厮给我尥蹶子，我都是微笑着面对，即使被这厮踢伤，也只是默默地回家揉着自己身上隐隐作痛的地方。我啥时向阎局长请过病假？即使真的有病，我往往也能“带病坚持工作”。我受了多少委屈啊！问题是我却从不把这些委屈当做是委屈！委屈意味着你失去了什么——因为失去了什么，所以你感到委屈！而我恰恰把这种“失去”当做是一种“得到”——我甚至把这种失去当做是我获取得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如果说最初在玻管局那几年，我还真有什么“经验”向同志们介绍的话，那也只有两点，一是我始终注意不让局里的同志们反感我。我材料写得好，往往能文不加点，下笔千言，像张季鸾当年给《大公报》写社评那样倚马可待。局里有几个同志甚至称赞说，鱼在河那家伙，写材料就像喝矿泉水一样轻松，咕咚一口半瓶就下去了，给阎局长写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只用小半天时间，而且念出来要多顺溜有多顺溜。有些懂得一点儿历史掌故的同志干脆将我比作晋朝的袁虎。正因为局里的同志们普遍认为我有一点儿才气，我才更是百倍地予以警惕，时时处处表现出谦逊的一面，从未将自己的那条小尾巴翘起来（我们每个人屁股后面可都有一条小尾巴啊！因为我们人类是从猿进化来的）。二是获得了阎局长的好感。阎局长认为我有才，我就多次在阎局长面前表白，不行不行，即使能写点材料，那还不是阎局长您手把手教出来的？阎局长听说您当年才是紫雪一支笔啊！您的笔锋当年市委市政府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当时市政府还有一个紫雪一枝花，您的一支笔和被称作一枝花的那个漂亮女同志，当年在市政府系统可是争奇斗妍、竞相开放呢！——而您凭的是本事，她靠的是脸蛋！有时阎局长在我写的材料上改一两个字，我会当着阎局长的面这样说，阎局长您真是我的一字师啊！瞧这个字改的！还有这句话！一个“审时度势”，一下就将整个材料“拎”起来了！我写的材料原本像一堆大白菜，散乱着放在那里，下手去抓，一次只能抓一棵，可您这一改，相当于给这一堆大白菜扎了一条绳索，一把抓下去，竟将一堆大白菜全抓起来了——这就是高下之分啊！那时我总是这样变着法儿往阎局长心坎儿上说好听的话，从未像建安七子的孔融那样恃才负气——恃才负气的人古往今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孔融最后竟触犯曹操，被曹所杀。还有杨修、祢衡。祢衡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去玩什么“击鼓骂曹”，能有好果子吃？阎局长当然没有权力像曹操杀掉孔融杨修那样随便砍掉我的脑袋，但我若触犯了他，他至少可以将我冷落在一旁，或者像闲置那些国有资产那样将我闲置在那里，那样的话还能有我的今天？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我们紫雪市某单位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副主任科员，这个人之所以临退休还是个副主任科员，主要原因是个人性格有缺陷，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并且和谁都相处不好，最后竟和自己的生殖器闹开了矛盾——几年时间有意不使用它，心里还幸灾乐祸地对那话儿说：让你再和我闹别扭，你越和我闹别扭，我越要闲置你——看最后吃亏的是谁！

这个人和自己身体的一个器官赌气，最终吃亏的是谁不好说，可我若和阎局长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则是明摆着的。祢衡和曹操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曹操倒是没有杀祢衡，备马三匹将他送到了刘表那里，可最后还是借黄祖之手杀了他。吃亏的不还是祢衡这恃才放旷的黄口小儿？正像一个父亲和儿子划拳，儿子说：哥儿俩好啊！哥儿俩好！父亲只得反复说：魁啊魁啊（亏啊亏啊）——祢衡死时才二十五岁，你说亏不亏？

一时亏是为了一世不亏，当初亏是为了现在不亏！现在我还亏吗？过去是我在别人牙唾之余分残羹一杯，现在是别人在我牙唾之余得剩菜一碟。古人说，征战多方，攻心为上；牢笼有术，驯心实难。我的体会是，要驯别人的心，先得驯自己的心；正因为我当初驯了自己的心，现在才可以去驯别人的心。我曾经口吃过，可我现在早已不口吃了。即使我仍然口吃，玻管局的哪一个同志不会在我这个“亲者”面前“讳疾”呢！比如我刚在全局大会上传达毕市里的某份文件，并口若悬河地作了流畅的报告。散会后，局里的某一个“冯富强”点头哈腰端着我的水杯跑进我办公室，原本想拍拍马屁，对我深入浅出的讲话水平和令人艳羡的口才表示钦佩之情，“角度”没掌握好，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蠢话：“鱼局长，你怎么不口吃了？”

我当时已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正像阎局长那样举在脸前看一张本省的日报，此时像挪动那种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