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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近来引起了广泛关注：测量身高和预期寿命。克莱恩·波普（Clayne　Pope）发现，在1760/1769—1880/1889年期间，尽管该时期的人均收入上升明显，但当地成年白人的预期寿命没有什么提高。（在20世纪，收入的提高和预期寿命的提高几乎是同步的。）尤为明显的是，成年人的预期寿命随着时间在波动，并且波普发现下降都集中在1840—1849年、1850—1859年和1860—1869年。　为什么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较高的死亡率依旧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当然，美国内战对19世纪60年代的死亡率的影响不容忽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移民大量涌入的时代，移民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对本地工人是不利的。移民也带来了毁灭性的疾病（像1849年的霍乱、1853年的黄热病以及19世纪后来岁月中出现的伤寒症），而移民带来的其他的一些相对次要影响也同样导致死亡率的提高。另外，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进运动带来的人口流动、美国内战导致了疟疾的传播，虽然，疟疾不如霍乱、黄热病和伤寒症那样迅速地大规模流行致人死亡，但实际上也缩短了人们的寿命。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在1861年采访西部人时这样写道：

去拜访他你就会看到……瘦削的下巴上满是疲惫和病态……消瘦的脸庞、苍白的

皮肤、毫无生气的精神面貌……他会坐在炉子边上呆上几个小时……好像在咀嚼反胃

的东西……［西部女人］通常是强健、朴素、忧郁的……男人们都很阴郁、沉默寡言。

在对疾病传播原因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同样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弗拉德（Floud）、瓦克尔（Wachter）和格雷戈里（Gregory）发现这一情况在英国确实是存在的。　［18］　这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目前看，死亡率和人均收入的变化趋势无疑是不同的，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切了解影响死亡率的关键原因和影响机制（见本卷第4章，海恩斯）。

资本消耗与净国民产出（4）

通过人体测量方法可以发现19世纪，主要来自欧洲和非洲的美国人口中既定年龄段（或性别）的学生们的身高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遗传和营养。遗传的影响表明在既定的年龄阶段，人口（同一性别）中身高大略成标准的正态分布。这种分布的位置（形状）会受到人口在关键成长期摄取营养状况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胎儿、幼儿和生长高峰期的青少年阶段的营养状况好会直接导致成年人身高较高，营养差则身高较低。

营养状况取决于摄入食物的质和量以及工作和疾病对营养的消耗。即使两个群体摄取同样的食物，但如果其中一个群体在成长的高峰阶段工作节奏更紧张或者健康条件不好，两个群体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平均身高。

对身高的测量可以作为衡量福利水平的指标。这种方法有两个很明显的优点：（1）因为在早期阶段有关身高的资料比有关收入或者是产出的资料更加容易获得，通过身高指标可以把对人们福利的定量研究追溯到拥有该资料的任何历史时期；（2）身高方面的资料表明了福利中的某些特定的要素，是可以被用来研究收入或者是产出中确实或者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身高资料和收入数据是研究人类福利的两个互相补充的方法。从长期来看，这两种方法可能会沿着不同的方向并行发展，但从短期来看，可能并非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方法互相矛盾，只不过是说明了人类发展的不同方面。

以年龄为基础的身高数据也有两个根本的缺陷。既然成年人的身高受他那一代人20年中生活经历的影响，那么，下一代人和这一代人相比在身高上的上升和降低就不容易解释：造成一代人身高下降的原因可能发生在胎儿时期、幼儿时期或者在十几岁的青春期。虽然在早期阶段受到的损害可以在十几岁的年龄阶段通过额外的营养补回来，但很有可能早期阶段正是影响身高最重要的阶段。另一方面，由于身高受食物的摄取、工作的紧张程度和疾病的影响，两代人身高上的降低（或升高）可能会有三方面的原因，而这三种原因的相互作用程度并不能单纯通过身高本身反映出来。归根结底到一点：身高是营养的一个指标，但有关该指标摄取时间和变化原因方面的解释还需要利用其他形式的证据进行更多的研究。

现存的有关身高的资料表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美国白人男性的身高即使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