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部分(第2/4 页)

击特权、垄断权力和公众的堕落。民主党人攻击关税是“托拉斯之母”，也是共和党向大公司提供补贴计划的主要动力，这使得民主党在农民、南方人、中产阶级消费者和小企业主之中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因此，从整个国家来看，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之间的尖锐冲突主要就是对关税和普通税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塑造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的税收政策。共和党内部在税收问题上也出现了两极分化。共和党激化了阶级冲突，而且把税收问题推到了政治的中心位置上，并一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一直以财产税作为传统税种的州和地方税收在19世纪后半叶也出现了动荡。由于美国内战之前的商业扩展和工业革命聚集了一定的力量，杰克逊主义的改革者试图将财产税扩大到所有财富形式上；在大多数州，他们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财产税体系，不仅包含了不动产，也涉及“无形的”财产。大多数州都在州宪法中添加了具有广泛性（即要求所有财产——不动产、个人财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都要纳税）和同一性（等值财产以相同税率纳税）的税收规则。

但是在美国内战结束到1900年之间，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显然，一般的财产税已不能兑现对所有财富以相同税率征税的平等主义承诺。一方面，现有的行政结构常常严重依赖自我估价，无力发布和决定现金、贷款、支票、股票、债券和抵押品的价值，在大城市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在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期间和美国内战以来长期的物价下降中，估价程序对价格水平的变动反应不敏感，这意味着财产税的负担越来越重，对农民和小企业主尤其如此。他们成为了20世纪新的财产税改革运动的主要力量。　。　想看书来

19世纪的背景（2）

直到1917年的进步主义的政策措施

20世纪前20年的税收改革是整个20世纪公共政策最重要的开端。在联邦层次上，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通过以及联邦所得税的实施建立了现代财政收入体系的基础。由于所得税被证明是一种具有高弹性的收入来源，它最初的采用是与社会公正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得税的采用主要是受“民主—中央集权制”（democratic　statism）——一种运用国家权力工具促进民主的社会秩序的思想——的推动，其目标是运用联邦政府的征税权力重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这种再分配意义上的民主—中央集权制是一个重要主题，它把联邦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采用的许多政策措施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民主—中央集权制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是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憎恨垄断、反感商业的早期共和主义国家传统的重新结合。民主—中央集权制的倡导者将这种观念本身视为美国革命理想在新工业社会条件下的反应。通过提供拥有丰富机会的社会秩序来促进个人解放的战略仍然继续，但在战术上有所改变。对民主—中央集权制的倡导者来说，国家是一个必要的工具和同盟，是有益无害的。

“民主—中央集权制”之所以肇始于20世纪初，不仅因为其以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传统为基础，而且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可怕的萧条的结果。萧条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打击了重建国家收入体系的普遍热情。经济上的困境刺激了平民主义者以及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的支持者发起一场运动，希望通过税收措施来实现社会公正。运动的焦点渐渐集中于累进的所得税，并促使在1894年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Wilson　Gorman　Tarriff　Act）中实行了一种适度的联邦所得税。所得税运动发起者的核心观点是，以回归美国革命的理想为基础，税收应该根据“能者多付”原则来重新分配财政负担，而且要有助于恢复经济权力的集中化。累进所得税运动真正激进的地方在于以对最富有的人和公司进后征税为目标建立整个税收体系。所得税运动的支持者认为，税收不应该涉及普通人的工资和薪金，而是要对不劳而获的利润和垄断权力发起攻击。这些曾被剥夺的人现在变成了剥夺者。

但是，有一种保守的观点与控制美国改革的民主—中央集权主义展开了竞争，持这种观点的人是被称为“进步的资本主义者”或者“公司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学家。这些改革者强调政府对公司的鼓励以及个人与公司之间的善行。但与民主—中央集权观点相反，“进步的资本主义者”或者“公司自由主义者”颂扬的是现代公司的效率，他们的目标是加强投资体系。对他们而言，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只有在解决和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