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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他们决心要得到值得称道的成就，都必须勤学苦练才行。” 苏格拉底对于智慧和明智并未加以区别，而是认为，凡是知道并且实行美好的事情，懂得什么是丑恶的事情而且加以谨慎防范的人，都是既智慧而又明智的人。当有人问他是不是认为那些明知自己应当做什么而倒去做相反事情的人也是既智慧而又能自制的人的时候，他回答道：“决不是，而是认为这样的人是既不智慧而又不能自制的人，因我以为，所有既智慧而又能自制的人都是宁愿尽可能地做对他们最有益的事情，因此，做不义之事的人，我认为都是既无智慧也不明智的人。” 苏格拉底还说：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都是道德的行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就都是智慧。

苏格拉底说，疯狂就是智慧的对立面。但他并没有把无知认为就是疯狂。不过，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把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倒以为，而且相信自己知道，他认为就是很接近于疯狂了。他说，许多人并不把在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事上犯错误的人称为疯狂的人，而是把那些在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事上犯了错误的人称为是疯狂的人。因为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非常的高，以致他在经过城门的时候还要弯下腰来，或者以为自己非常有力，以致他竟试着要把房子举起来，或者试图做任何人都明知是不可能的其他事情，他们就称这样的人是疯狂的人；但许多人并不把那些在小事上犯错误的人称做疯狂的人。正如他们把强烈的欲望称做爱情，同样，他们也把重大的智力错乱称作疯狂。

在考虑到忌妒的时候，他发现忌妒是一种苦痛，但并不是因朋友的不幸而感到的苦痛，也不是由于敌人的成功而产生的苦痛；他说只有那些因朋友的成功而感到苦痛的人才是好忌妒的人。当有人表示惊异，任何人对于自己所爱的人的成功会感到苦痛的时候，他就提醒他们说，许多人对别人都抱这样一种心情：当别人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是不能不加闻问的，而总是要解救他们的不幸的，然而对于别人的成功他们却可能感到不安。聪明的人虽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对愚人来说，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现象。

在考虑到懒惰这一问题的时候，苏格拉底说他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做着某种的事情，因为连掷骰子的和小丑们也是在做着某种的事情：但他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是懒惰的，因为他们都本可能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可是，并没有人能说不做较好的事去做较坏的事是懒惰，如果有人竟这样做的话，苏格拉底认为不能说这是懒惰，只能说是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苏格拉底说，君王和统治者并不是那些拥大权、持王笏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也不是那些中了签的人，也不是那些用暴力或者凭欺骗手法取得政权的人，而是那些懂得怎样统治的人。当有人承认统治者的职责在于发号施令而被统治者的职责在于服从的时候，他就向他们说明，在一只船上，懂得〔业务〕的人是统治者，而船主和所有其他在船上的人都听命于这个懂得的人；在农业方面，农场主，在疾病方面，有病的人，在体格锻炼方面，从事锻炼的人，以及其他一切有事需要照管的人，如果他们以为自己懂得的话，都是亲自照管，如果自己不懂，他们就不仅服从那些在场而懂得的人，而且，如果懂得的人不在场，他们还会打发人去请他们，以便自己服从他们的领导，做自己当做的事情。他还说明，在纺织方面，妇女统治着男人，因为妇女懂得怎样纺织，而男人则不懂。

如果有任何人反对这些话说，一个暴君就可能拒绝服从说正直话的〔臣民〕，他就会问道：“既然不服从忠告的人要受到处罚，怎么能说他可能拒绝服从呢？因为如果有人不服从忠告，他在不服从忠告的事上就一定要犯错误，犯错误就要受处罚。” 如果有人说，暴君可能把进忠告的人处死，苏格拉底就反驳说，“难道你以为，把自己的最好的战友处死的人能够不受处罚吗？或者，他所受的处罚会是轻微的吗？你以为做这样事的人会是安然无恙，或者更可能的是，他会很快地遭到灭亡呢？” 当有人问，在他看来，一个人应当努力追求什么最好的时候，苏格拉底答道，“应当努力追求把事情做好”。当再被问道，在他看来，应不应当追求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