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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褪�28号。”我眼前一黑：这里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在28号的瓦堆上坐着，打听刘海清的下落，可是谁也不知道。我不甘心，第三天又去，沿着铁路坝一路打听，还是没有人知道。就这样，我在宜昌前后找刘海清找了一个多月。已经是三月天气，尸首一时收不完，都发臭了，宜昌城里瘟疫开始流行，加上汉口吃紧，敌机随时都可能再来大轰炸。王大领班劝我说：“陈大姐，你还是抓紧时间回四川去吧，再不走，以后就难了。”

就这样，日本鬼子对宜昌的这次大轰炸，炸掉了我去苏联的最后一线希望。

我回到万县之后，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接上关系，一来是想安慰我，二来也是想商量些事情，往我这里来得更勤了。只是这广济寺，地处繁华地段，门前又有大段石梯，上上下下很不方便；加上几个官太太成天来来往往，不是拉我去买衣料，就是拉我去打牌，陈吉庆也常来找我摆龙门阵。他们再说是对我好，也毕竟是外人。再说刘湘死后，蒋介石的势力正在加紧渗入四川，很多事情还是不让他们知道的好，于是我就打算着搬家。

一个星期天，一青陪着我去西山公园，在公园里碰见我原来在梁山教书时的同事李维清。几年不见了，她亲热得很，硬要拉我去她家坐坐。她的家就安在这公园里的九五图书馆里。我们摆了些闲话，才知道她的丈夫叫谢少安，是刘湘的参谋，在万县驻了几年了。现在刘湘死了，人员都有变动，他要调往重庆，正打算搬家。她住的这个图书馆，原来是个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国的炮艇炮轰万县时酿成的“九五惨案”而修建的，时过境迁，现在成了住房。我看了看，这里很宽敞，除了厨房厕所之外，还有四个房间。天井里是个小花圃，种了些菊呀兰的，四面林木扶疏，幽静得很。我想到公园里人来人往，再多的人也不打眼，就随口问道：“你们搬了以后谁来住呀？”

她说：“就是没有人住呢，空起的，陈老师你要是看得起，就过来住吧。我们把房钱都交到明年二月份了，我还有些家具一时也搬不走，正愁没人照看呢。”

就这样，我从广济寺搬到了西山公园，一青也从印刷厂他那个阴暗潮湿的小屋搬来和我一起住。我的这个新住所，也就成了万县地区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聚会的一个秘密场所。一青和肖中鼎常常带了各种人和我认识。

大家凑到一起，无话不谈，总是说搞武装的事。竹栖和肖中鼎都是军官，手里不用说是能够拉出一批人来的；刘孟伉当年有些旧关系，可以去联系；《万州日报》的主编李春雅，还有一个失掉了关系的红军党员欧阳克明，都说可以动员一批进步的爱国青年来参军……大家觉得就凭借这些人多年来集聚的关系，完全可以组成一支巫山、巫溪、云阳、万县等川东九县的抗日救亡军，不管是和延安联系，还是借雷忠厚的关系，像当年“借路”那样先开上前线再打出我们自己的旗号，都完全是可能的。大家都说肖中鼎是保安司令，好掩护，由他和竹栖分头来负责招兵买马；同时和我一起来对这支人马进行武装训练；有的则因为身上兼有职务，不好出面，就做些暗地的工作；一青和李春雅他们《万州日报》的人负责造舆论作宣传，争取把一切抗日力量都团结到我们这一边来。

一个月后，雷忠厚来信了，说队伍已经平安到达安徽安庆，士气高，军纪好，没有逃兵，正等待上面发放给养和武器装备，还随信寄来一千元，说是给我做些准备。另有五百元，请我买些药品，说是有些新兵到那里水土不合，拉肚子。我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曾三姐写信。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然后说我现在要出川抗日，这一去生死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如果有了什么意外，两个孩子就托给她了。等孩子们长大了，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原谅不称职的爸爸和妈妈，做个正正派派的人，才不辜负了我们的一片心意。我把雷忠厚寄给我的一千元钱也随信给她寄去，作为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用，请她无论如何不要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那样他们会受婶娘的气。更何况我们在家乡打了那么多年，敌人对我们恨之入骨，会对孩子斩草除根的。

然后我就和一青一起，到生活书店去买书。这些年来，我虽然也带兵，但都只不过几百人，而且都是在山里坝上打游击，和小股的敌人作战。现在要当团长了，带着上千人和日本人打正规战争，人家用的是飞机大炮，射程好远都不知道，怎么能够打仗。好在当时书店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