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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头表示不信。旁边开始有人插嘴：“肯定是假的！”又有人说：“要真是假的肯定会去买个假证，现在办个假证还不是容易得很！”他们说着笑着也很快离开了。

1小时的光景，我的面前站了几拨人，又走了几拨人。不时有人递来1元、2元的钞票，最多的一个人给了10元。我暗自记录了一下给钱的人，以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居多，其中30岁左右的妇女最为慷慨，出手最大方，一般给5元甚至10元。其次是小孩子，大都是父母让他们给的，不问真假、缘由递过来1元2元的表示爱心。议论最多的是年龄偏大的中老年人，他们似乎更像是看热闹，考究分析议论一番，然后也不下结论地离开。

到下午1时，我的膝部酸胀疼痛得厉害，大腿已经麻木了，遂收拾起胸前的纸板起身“收工”。走到一处没人的地方，我清点了一下口袋和手里的钱数，其中10元的纸币一张，5元的纸币3张，2元的纸币5张，1元的纸币3张，5角的纸币1张，另加1元的硬币1枚。

2小时的时间，“进账”39元5角！

第七章　大毛、二毛和他们的“神仙老爸”

1、开车门讨钱的流浪儿

——12岁的孩子说：“老子要是有枪，一枪把那个王八蛋干掉！”

——孩子们的“阿爸”：“农村太苦了，宁可在城市里当疯子，也不愿在农村当主子。”

——在城市，像这样由不同的流浪汉、流浪儿组合起来的家庭并不少见，有缘分的碰到一起共租一处就成立了简单的“新家庭”。

开车门讨钱的流浪儿

2002年11月初，我和小曹从汉口转移到武昌，住在武昌丁字桥附近的一栋长期闲置的烂尾楼里。大楼尚未封顶，只立起了一个架子。每个楼层四面通风，满目钢筋水泥板和四处堆放的建筑垃圾。在这里，小曹曾居住了近两个月。据他讲，当时楼上楼下一度住进了七八个乞丐。后来一家报纸曝了光，指出这样的楼里住人会对生命构成严重威胁，有关单位遂出面赶走了这群乞丐。我和小曹四处找可以挡风避雨、能够安静躺下的地方。来到这栋楼下，感觉对憩身之所的渴望远远超出了生命的自我保护意识，看看无人干涉，于是偷偷地住了进去。

这之前，小曹还建议我住在路边供电部门用以放置变压器的电杆的空中平台上，那上面他也有居住的经验。他还向我示范爬上电杆躺在上面。我实在害怕旁边的高压电线和巨型变压器，而没有同意。我告诉小曹，哪怕以后睡街头也再不许爬到那上面去睡，会被电死的。小曹似乎不以为然，还说那上面舒服得很。

我住在丁字桥时认识了流浪儿大毛和二毛。出丁字桥往西不到一站地，是武昌傅家坡长途客运站，也是一个人流量很大的地盘。在长途客运站前的人行天桥下，大毛、二毛每天就在那里“工作”。

他们的“工作”，是替坐出租车的客人打开车门。每天，都有大量的旅客坐出租车赶到客运站，而出租车按规定不允许进站，一般只能停靠在站前马路人行天桥下两侧的空地上。大毛、二毛便时刻守候在那里，只要有车停下，他们便飞快地跑上去，帮车内的人拉开车门，然后伸着手向对方讨取“小费”。对方如果不给，他们便拉着衣角死磨硬缠。逼于无奈，许多人会给个1元、2元。遇上一毛不拔的主儿，大毛、二毛会冲他们吐舌头瞪眼，然后飞快地跑开。

这种讨钱的方法极易奏效。坐出租车赶到客运站的，一般都急着赶车或是买票，衣角被拽心一急，干脆掏钱免了麻烦。再者，许多赶车的都是外地人，怕这些孩子背后有人监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往往也掏钱了事。事实也证明如此，曾有一个上午，我站在天桥上观察，二毛在近1个小时内，拦了二十几辆出租车，有12人次掏了腰包。

两个专替别人开车门讨钱的流浪儿引起了我的兴趣。两个孩子看起来都不大，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很活泼，特别是那个小一点的流浪儿，整日在那里蹦蹦跳跳，脸上始终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他的人缘很好，旁边街道上卖副食、卖水果的生意人看起来和他都很熟，动不动就把他招过去，掐他脸蛋，和他嬉笑打闹。

这两个孩子极可能是受人指使的。流浪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不到15岁的流浪儿背后一般都有大人。在客运站附近观察了两天，发现除了一个拄着拐杖、40多岁模样、总是在天桥附近晃悠的“算命先生”，经常走到他们身边或呵斥或嘟囔外，其他人都不太像和他们有直接的“领导”关系。难道那“算命先生”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