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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您给人的印象是一条硬汉，粗犷豪放，充满阳刚之气。但有评论者称您是女权主义的同盟者。您也曾多次言称中国没有真正的女权主义。您对女权主义是如何理解的？《想起草原》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文本？《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呢？

邓：“君不见岩下井，百尺不及泉。君不见云中月，暂盈还复缺。”人性和人格的构成是复合的，印象这种东西，它的基本功能就是让人上当，靠不住。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邓一光（10）

我对女权主义没有研究，谈不上理解，不是什么同盟者。我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缘于我对西方女权主义的阅读。中国既没有女权主义生成的文化背景，也没有建立在本土文化上的女权主义主张，当然不在真正之列。

我是一个男性作家，不可能写出女权主义文本。我已经说过，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如果有主张，那个主张一定是人物的，不是我的。《想起草原》肯定不是任何一个主义的文本，它是一个人物叙事的文本。本来我想讲述一个自然人如何成为社会人的故事，那是一个具有深度可能性的尝试。我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已经被人物感动了。我的文字充满了明亮的色彩和伤感的颤抖。但故事在写作过程中没有按照我的预料推进，它被写成了一个自然人如何不肯成为社会人的故事。我没有做到，做不到，而我对自己的没有做到自豪。

《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是另一次写作预谋。作为个体生命，我们有自我生长的诉求；作为社会生命，我们的个人诉求被集体道德和伦理律剥夺了，个人诉求被要求必须从属于社会需求，而那个社会需求是反人性的。我的疑问是，自然权是一切生命的初始权利，它凭什么被剥夺，而且是反复被剥夺？我们是怎样适应这一被剥夺，并且成为剥夺行为的帮凶的？适应剥夺和成为帮凶后的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

杨：您对“战争”的定义似乎并不拘泥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没有战火的生活也是一种战斗。如《狼行成双》是写人与狼之战，《亲爱的敌人》是写亲人之间的战争，《梦见森林》是写一个人的战争……生活处处充满着“战争”。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您对“战争”是如何看待的？

邓：有形的战争或战斗伴随生命而来，这个生命不仅指人类，也包括动物和植物，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具有自身物种的武装，在为自身利益进行着生物链中侵犯、掠夺和反侵犯、反掠夺的残酷斗争，而任何自身利益的主张都具有政治性——草履虫也有草履虫的政治——只要这种斗争推进到物种自身安全的威胁境地，无一不是战争。

战争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只发生在武装斗争上，不仅事涉领土、经济、文化、政治、宗教和民族的利益之争，还在于战争情结和与生俱来的战斗本能是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的。战争或战斗的基本形态是利益原则和暴力冲突下的对峙、对抗和征服，人类在我们所说的战争和战斗之外的其他生活形态中何尝不是这样？何曾摆脱过它们？生老病死是一场场战争，个体的成长史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战争关系的构成别无二样，自我内心冲突和文化的演进更是无休止的战争。我们的确产生和生活在有形和无形的战争中，就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其仪式化也和战争的仪式化异曲同工。

杨：和平时代的军事文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硝烟和鲜血已成为陈迹，过去的战争历经文学的大浪淘沙，在现实主义的有限空间里已很难推陈出新了，故事不断翻新但面貌基本相似的军事文学已无法打动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一些作家试图从军事演习、抗洪救灾等角度切入军营生活，勾勒现代军营内的生存状态，但沙场征战才是军人的理想价值所在，缺乏了战争文学，尤其是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军事文学这一领域是很难支撑起来的。可以说，当下的军事题材小说如果不拓展新的艺术空间，将会陷入相当尴尬的窘境。您能不能谈谈对军事文学现状的理解？军事文学的出路在哪里？

邓一光（11）

邓：我不同意你在这个问题表达的一个意思，即题材的陈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