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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4月，特委率红七十四师转战到根据地东部地区，在商南县梁家坟村举行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文件，认真讨论贯彻执行中央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决定坚决贯彻执行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精神，“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会后，鄂豫陕特委将《八一宣言》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在坚持根据地斗争的一些政策和具体做法上有一些改变，正如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后来回忆的，这次有了中央文件，使我们在后来的行动中有了依据，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有了提高。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努力克服“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镇压的同时，对一般地方官员、开明地主、军官则重点进行教育和争取，利用他们为部队解决粮草、寄养伤病员、采买药品布匹等。对俘虏的国党基层官兵和罪恶不大的中级军官，经抗日教育后一律释放。在通过反动地方武装控制的山寨和岩洞时，预先写信联系，约定借路通过，互不侵犯。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鄂豫陕特委通知各级苏维埃政府，不再没收富农的财产，对其土地也只没收封建剥削之部分。红军还一直保护城镇工商业，保护邮政和学校等。以上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和打击了最反动的势力，对于巩固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甘南后发动了成县、徵县、两当、康县战役，国民党在陕南东部的军队大部西调，围堵红二方面军北上。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红二方面军长征，鄂豫陕特委将红七十四师三个团集中起来活动，积极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牵制敌军于外线，有力地策应了红二方面军北上。

正当鄂豫陕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胜利进行斗争的时候，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

鄂豫陕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商洛地区，是陕西东南的重要门户，也是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必经的交通要道之一，由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曾在商洛地区活动过，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中共中央代表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决定，调由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等部组成的红十五军南下商洛，协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1937年1月15日，红十五军团进至商县（今商州区）。

在调红十五军团南下的同时，周恩来命令在蓝田县灞龙庙一带活动的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原地待命。1936年12月21日，原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长、西安事变前被派往杨虎城部工作的李涛在蓝田县张家坪与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次日，鄂豫陕特委在灞龙庙召开扩大会议，由李涛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介绍西安事变的情况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2月24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七十四师改编抗日南路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

1937年1月，抗日南路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东开拔，进至潼关、灵宝间，履行三方联军拟定的作战计划，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1月中旬，周恩来电令抗日南路军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5日，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县。2月8日，抗日南路军复用红七十四师番号，也撤出商县，移防镇安、柞水一带。4月，红七十四师奉命移驻长安县大峪口进行整训，这时，全师已发展到2100余人。1937年6月，郑位三奉调回延安，中共鄂豫陕特委撤销。毛泽东在延安亲切接见了郑位三，充分肯定和赞扬了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执行中央决策，为实现战略转变所作出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红七十四师奉命开赴三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参加到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

自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在遵义会议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