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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一带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中从事艰苦的兵运工作。经过几起几落，刘志丹终于在1931年9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同年10月，阎红彦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前身为红军晋西游击队）到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建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此后，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领导红军陕甘游击队转战于陕甘边界一带。1932年4月于甘肃陇东建立了以正宁县寺村原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年底，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将根据地中心东移到陕西耀县照金。1933年春，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同年10月，由于红二团南下失败，照金根据地陷落，新建立的红军陕甘边区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在王泰吉、刘志丹领导下转战陇东一带。11月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第四十二师，王泰吉、刘志丹、杨森先后担任师长、高岗、杨森、张秀山、谢子长先后任政委。

1934年1月，红四十二师在刘志丹领导下转战于陕甘边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在甘肃华池恢复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5月，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惠子俊任特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到1935年2月，根据地先后建立了1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红四十二师发展到五个团的建制。

1932年3月，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县游击队（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红军陕北游击队九支队、一支队），到1933年底，游击队发展到三支，陕北游击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7月，建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在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的支援下，谢子长指挥两支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4年9月，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撤销，陆续建立了红军陕北第一、二、三团。不幸的是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谢子长英勇负伤。1935年1月29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建立，主席马明方。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16个县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1月30日，陕北红军第一、二、三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下辖三个团。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创建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的过程中，虽然隶属关系不同，但双方常有联系，互相配合，最后在刘志丹领导下达到完全统一。

1934年秋，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在各自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红色区域不断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向东推进，陕北根据地向南发展，两块苏区仅隔百里，且日趋接近。苏区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惊慌，他们纠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队约五六万人，向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严峻的斗争形势，迫切要求两特委实现统一领导，需要两支红军紧密配合并肩作战。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经过商议，并征得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西北巡视工作的黄翰的同意，拟建立统一的的党与军队的组织机构。1935年1月，刘志丹等率部北上到达陕北苏区，看望了正养伤的谢子长。两位领导就两个苏区统一党和军队的领导，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一致意见。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联席会议在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周家崄召开。会议分析了陕甘边、陕北的政治、军事形势，制定了党的工作任务和军事方针，决定建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委）统一领导两个苏区的党、政、军群工作。撤销中共陕北特委，其原属党组织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从而把原由两特委分别领导的两个苏区，统一为由中共西北工委领导的西北根据地。工委委员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工委书记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秘书长、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高岗，妇女部长白茜。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西北工委下辖陕甘边特委、神府工委和26个县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