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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时政的主张，很快遭到国民党官方的迎头痛击。1956年12月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名义发布绝密的第99号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其中不点名批判胡适在“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从不正面点名和使用“不了解”及“天真的妄想”词句看，国民党对胡适的攻击是有限度的。鉴于胡适过去与蒋介石私交不错，胡适流亡海外后又像过去一样从政治上支持国民党，故这次批起来火力不足，且只搞了半年就匆匆收场，与大陆的批胡运动相比，无论在声势还是在力度方面，均有一定的差距。

对来自海峡两边的隆隆“炮声”，胡适均处之泰然。从1925年起他就开始习惯被人骂，反而“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还不算老朽”。当大陆“大鸣大放”时，北京曾派人向美国的胡适带话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听后大笑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的确，一旦把胡适的思想批倒批臭时，其人格又怎么可能叫人尊重？

一再卷入*漩涡

国民党官方围剿《自由中国》的事件发生后，作为该刊后台老板的胡适，感到有责任回台湾处理好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六十七岁的胡适不想再长期飘零海外，而想叶落归根过几天清静的日子，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将未写完的《中国思想史》全部完成，然后再写一部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接着再写《中国白话文学史》的下册。

然而结束整整九年之久流亡生活的胡适，于1958年4月8日经旧金山回到台湾后，并没有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首先是心脏病不断发作，有时上医院远比上研究所多。其次是经济不宽裕。他原想在南港建一座小屋，备夫人江冬秀由美返台居住，可他的版税收入连付一所十五叠席房屋的押租都不够。夫人回台后，又增加了经济负担，以致他连付医药费都感到困难。更让人头痛的，还有《胡适与国运》这本神秘的怪书对胡适的谩骂和攻击。本来，胡适是劝蒋介石不要*，可这本书倒打一耙说胡适欲取蒋介石而代之，其公式是：

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

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胡适还卷入了蒋介石能否第三次连任“总统”的政治风波中。对年过古稀的蒋氏来说，不再做最高领导人是明智的选择，因而胡适希望他恪守“宪法”，不再连任，给人树立一种“合法的、和平转移政权”的风范。和此事相连的是胡适不论是在公共场合或在私场合，均反对为连任做舆论准备的“修宪”。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胡适（3）

面对拥蒋的强大势力，作为一介书生，胡适的诤谏显得孤掌难鸣。“行政院院长”陈诚希望胡适放弃自己的意见，另一政治要人王世杰也劝胡适不要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和此事相关的还有《自由中国》呼吁反对党降生的组党事件。雷震和他的战友均一致认为：要成立反对党，党魁非胡适莫属。只要他答应，在野人士必然集合在他的旗帜之下。可老谋深算的胡适不赞成雷震把负责监督的在野党弄成完全与政权对抗的反对党，更不赞成他去碰“*”这根敏感的神经；重要的是他怕下海后打湿衣领，一再推托不当反对党的党魁。

果然不出所料，成立反对党一事遭官方弹压，雷震被“台湾警备司令部”拘捕判刑十年。作为雷震的老友，胡适不能见死不救，由此开始一连串的营救活动。他在与陈诚多次来往的电文中，均表示希望对于雷震免予处罚和治罪。可当局除掉雷震的决心已无法改变。胡适也不让步。他不惧怕当局杀鸡儆猴的伎俩，仍“不谙世故”，“大放厥词”。1961年1月18日上午，当胡适在张群陪同下拜谒蒋介石时，胡适警告蒋介石对雷震采用专政措施会在岛外造成极坏影响。这种坏影响，当局难于负起严重后果。蒋介石答道：“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背面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胡适针锋相对地说：“关于雷案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