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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奇不是什么博学高才，他另有诀窍，每天一早进宫，先找在御前当差的小太监来问，皇帝昨天看了些什么书，说了些什么话，讲一件便送金豆一粒，多讲多送，往往一袋子金豆，到晚上倾囊而出。因为如此，皇帝有所垂询，他早有准备；同时皇帝的喜怒好恶，他亦无不了解，曲曲应付，自然合拍，成了皇帝左右少不得的一个侍从。

他在南书房的职司是缮写密谕，加上他从小太监那里所得到的有关皇帝的起居动向，因此他是最了解皇帝意旨的人，这就成了高士奇招权纳贿的凭借。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高士奇在这方面独擅胜场，所以他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力量达不达得到御前，大成疑问，亦无可究诘，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跟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

高士奇是很得意了，家赀巨万，在老家置了千顷良田；杭州西溪盖了一座很大的别墅。皇帝不论巡幸何处，都要带着他走，既富且贵，尊荣无比，但有两件事美中不足。一件是高士奇虽蒙特赐“同博学弘词试”而成为翰林，人值南书房，而肚子里“火烛小心”，翰林任缮写之事，岂不等于乡试会试阁中的“誊录生”？为此他发愤要著书，一本叫做《左传纪事本末》，是东抄西袭，杂凑成书的东西，一本叫做《天禄识余》，是因为他能看到深藏禁中，为外间所难寓目的秘笈，想卖弄炫耀一番，结果弄得笑话百出，前人已经发明考证过的，他自以为独得之秘，沾沾自喜。

此外，又花钱请人做了几本书，都是关于《左传》的，因而他便以专治《左传》，自鸣得意。深于世故的，不过暗中冷笑；年少气盛，而又才大如海像朱彝尊这样的人，就免不了要说话了。

朱彝尊自己史馆外放江南副主考，回京复命不久，即在翰林院供职；当时鸿博四布衣，李因笃不受职而归，便成了三布衣，翰林院中凡有重要文字，都归三布衣起草，名重一时，不兔遭忌。以后朱彝尊奉旨人值南书房，与高士奇成为同事，相形之下，好的愈显得好，不行的愈显得不行，高士奇便把他看成了眼中钉。

朱彝尊当然也看不起他，做了两首“咏史”的七绝，作为讽刺：

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角文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

第一首借韩信的特受知遇，比作高士奇的得宠，倒还没有什么。第二首把他比作北齐的祖珽，便使得高士奇恨之切骨了，因为史家评祖珽：“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

史传说祖珽“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与高士奇颇为相像；最贴切的是，祖珽有本著作，叫做《修文殿御览》，是由一本名为“遍略”的书，剽窃而来，与高士奇的托人著书，约略相似，巧不可言。

尽管有人说：以祖、高相提并论，对祖珽来说是委屈的。而高士奇依然切齿于朱彝尊，据李光地告诉郭琇，高士奇曾经跟他说：“像这样的人，岂独不可接近天子，连翰林都做不得！”

李光地如此回答他：“像这样的人不能做翰林，还有什么人可做？朱彝尊还算是老成人。”

高士奇一听这话，大为生气，将一只手炉扔在地上，大声说道：“什么老成人！还说他老成？我断不饶他。”

于是，不久便有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参劾朱彝尊的案子发生。

这当然也要怪他自己失于检点。朱彝尊那时正在写一部叫做《瀛洲道古录》的书，因为四方所进的秘籍甚多，在他的那部书中，需要引证其中的资料，所以私自带了一个书手王纶，冒充听差，在内廷抄录那些秘籍。牛钮受了高士奇的指使，参劾他泄漏机密，交部议处，降官一级，高士奇总算出了一口气。

另一件使高士奇难堪的事，是索额图对他的态度。索额图的性格，本就出名的粗暴；又以为高士奇是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对他更不客气。一二品大臣与高士奇称兄道弟，甚至递门生帖子的不知多少；而索额图依旧当他门下厮养，见了面，让高士奇跪着说话，从不给他一个座位。索家的家人，亦仍用旧时的称呼，叫他“高相公！”

这就是平时无事的情形，如果高士奇做了什么令索额图不满的事，索额图会把他喊了来，在院子里罚跪，不管有没有人在，拍桌大骂，一点不留余地，因此，高士奇亦颇忘旧思，打算着推倒索额图。

由此一念，他便改换了方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