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3/4 页)

一些思乡小曲外，就是打牌、赌钱、吵架声。士兵一犯纪律，排长就打骂或关禁闭。针对这些情况，伙食委员们先教大家唱歌子。自己不会教就请会唱的士兵出来教，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还请识字的士兵给大家读*办的《新华日报》，也读《新疆日报》的文章，讲前方抗日胜利的消息。过年过节和冬闲时间，还演些活报剧，如《码头工人》《活捉汉奸》等。大家一唱一听一演，抗日的热血沸腾起来了，恨不得立即打回东北老家去。他们还举行篮球、排球、乒乓球活动，士兵的体质也有了增强。连队有歌有戏有球赛，不但吸引了士兵，也吸引了附近的老百姓。开始老百姓很怕他们，一见当兵的就走得远远的，特别是那些年轻姑娘，经过营区时头都不敢抬，后来慢慢到营区来听歌看戏看球赛。开始来些男青年，后来男女老少都来了，特别是星期六来得更多。县城的姑娘也来唱唱跳跳，县里的乐队也来参加伴奏。以后他们干脆在院子里搭了个戏台，歌声、锣声一响，老百姓就来了。很紧张的军民关系逐步搞好了。

接着，谭连长和伙食委员会又想办法解决治病的问题。当时主要的疾病是“花柳病”，全连患这种病的约40来人，一发病就尿道发炎、化脓，重的还拉血，路也走不成，不能执勤，甚至还要人照料。由于病号多，没有药品，连队负担很重。谭连长亲自到军需处要了一些药回来。由于人多药少，药品质量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谭连长只好去找潘司令，通过潘与苏新贸易公司联系，从苏联进口了一些药品。伙食委员会把伙食账算了算，省出一部分钱，加上谭连长的一个月薪金，用来买药。当时有一种治花柳病的针剂药叫做“六　NFCA1　六”，潘司令通过苏新贸易公司买回90多支，全连40来个病号，有的打了2针，有的打了3针，都好了。这件事很快又传到了其他连，不少花柳病号要到一连来就医。团长感到很为难，没有答应。

谭连长和伙食委员们还注意把抗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病号身上。骑兵连兵油子多，平时病号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几十个，有的是真病，但多数是“思乡病”，还有人是长期装病。他们一方面给那些确实有病的士兵做病号饭，端到床前，送到手上，病号深受感动；另一方面又发动士兵互相监督。这么一来，真病的士兵振奋了精神，装病的兵油子再也装不下去了，病号明显地减少。

最后一个问题是赌钱。他们先从当官的抓起。过去是排长、班长找士兵赌钱，士兵不敢不赌。当官的赢了钱就哈哈笑，直到把士兵的腰包挤干为止，而输了钱就发火骂人，士兵真是又恨又怕。团长有时就把这些当官的关禁闭，但他们还是偷偷地赌。谭连长找几个排长谈话，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刮士兵的血汗钱！他们每月几个钱，有的要养老婆孩子，有的要供养老人。他一个人输了钱全家都要受苦！”排长刘景和抽烟，又有老婆孩子，钱当然不够花，不够就从士兵身上刮。经谭连长谈话后，他慢慢不赌了，一班长也不赌了。这么一抓，营房里没人赌了，但少数人跑到外边去赌。他们偷偷摸摸地闹了一阵子，由于没人跟着跑，只好不赌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4）

骑兵连虽然改造的大有起色，但谭庆荣的路途并未自此一帆风顺。盛世才出于利益需要，一方面装成亲苏亲共的姿态，表示“重用”他们；另一方面又存有戒心，怕他们“赤化”了军队，所以派特务处处监视他们。骑兵团的特务头子是团部少校指导员周凤鸣。这个家伙又坏又凶，连蔡团长的马弁尹贵斌都发展成为特务。蔡团长见尹鬼鬼祟祟，就不要尹在身边，把尹调到一连当上等兵。谭庆荣连原来已安插了四个特务：一个叫单勇，是个下士，此人有老婆孩子，月薪才十几块钱，为了领钱养家当了特务；一个是下士班长薛永生；一个是上等兵赵连吉；一个是上等兵王才。五个特务都受周凤鸣直接指挥，谭庆荣的一举一动他们都报告周凤鸣。一次晚饭后，谭庆荣到潘司令那里去汇报工作，刚坐下电话就响了。他一接电话对方就问他是不是谭连长，并说连队门口有人找他，要他立即回去。特务是让谭庆荣不要与外界，特别是与党组织和党员同志接触。一个星期天，他们到玉龙喀什河边碰头，刚刚去，周凤鸣就带着七八个人来了，见了谭庆荣奸笑两声，而后就骑着马走了。又一次，他们在操场边的沟里刚想碰头，地方公安局就来了几个人。这些公安人员和周凤鸣算是一伙的，经常互相通气对付他们。1941年冬，谭庆荣被调到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参谋长张炳光是个特务，处里的上尉参谋张鹏程也是特务。他们与盛世才有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