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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副社长办公室，有制版科、校对科和印报车间。通道左边有两栋砖木结构的长方形房子，各约50平方米，前屋是生产部和发行科，后屋是编辑部和总务科，中间用些柜子之类的家具隔着。20多个编辑、记者挤在几张桌子上工作，多数愁眉苦脸，惶恐不安，不出报，少编稿，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印报车间的印刷设备破旧不堪。一台对开平面印刷机，一般时候用小柴油机带动，遇到故障就用人力摇动。一台手合式铸字机，汉字铜模残缺不全。小化铅炉整天冒出浓浓的黑烟，使整个车间的空气浑浊不堪。制版科的主要任务不是为报纸图片制版，而是为盛世才印钞票制版，请有一位苏联工程师。工程师占用两间小房，油漆一新，是报社最辉煌之处。

1938年5月，汪小川用化名汪哮春给武汉*办的《新华日报》写了一篇通讯性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党代表授意并修改的，题为《建设中的新新疆》。文章从“新疆的政治状况”和“新疆的建设事业”两个方面介绍了“六大政策”在新疆实施取得的成果，表明共产党人支持“六大政策”，把反帝和抗日战争紧密联系起来。这无疑给盛世才打了一针兴奋剂，他看到后很得意，同意在西大桥修建新报社，立即拨款动工。此前，兼社长王宝乾曾向盛世才建议修建新房舍，采用新设备，虽得到盛的同意，但迟迟未见拨款。

延安来新疆的第一批干部，李宗林化名李啸平，任《新疆日报》编辑长；王宪唐化名王苇，任文艺版编辑兼校对，后任制版科科长。编辑长李宗林一到任，就在报社新址工地上坐镇指挥，加快了施工进度和质量，主要厂房和生活用房仅几个月就基本建成。社长王宝乾通过外事关系，从苏联购进一台半自动全张印报机，使全社职工顿开眼界。可惜的是，只有主机，没有副机和配件，发挥不了作用。进步人士萨空了任副社长后，立即去内地和香港购置必要的印刷设备，物色急需的技术人才。萨空了劳碌奔波，终于解决了这方面问题。报社确实有了点新的气象。

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也是有争议的。盛世才1938年夏天在一次“反帝会”总会干部大会上说，他的“六大政策”即是“六大主义”，既不同于共产主义，更不同于三*义，亦有别于新*主义，“六大主义”最恰当，等等。对这篇讲话，共产党员颇多抵牾，一般认为“不要理睬”，也有人认为要适当抵制和批判。不理睬，实际上不大可能。盛世才手下几个人，揣摸其主子心理，要按照其主子的腔调奉迎拍马瞎吹乱捧。报纸拒绝刊登这类文章，当然引起盛世才及其核心成员很大不快。为此汪小川给党代表写了个意见，说明报纸拒登甚至应该批判的理由。党代表考虑到各方面关系，没有采纳汪小川这个意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西路军》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6）

延安来的第二批干部，也有几个人分到《新疆日报》。李何化名洪履和，任国际版编辑；王谟化名王谟行，任国内版编辑，后调任喀什报社编辑长；邝宗球化名马殊，任文艺版编辑，后调任和田报社编辑长；陈清源化名陈浩然，编辑，后调任阿克苏报社编辑长；陈谷音化名陈克琴，先任迪化师范音乐教师，后调任报社编辑；郭春则化名郭慎先，先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后调任报社编辑、校对科科长。

当时报社有职工80余人，其中采编人员近30人。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看到共产党人挤住在狭窄的宿舍里，却不分昼夜地工作和学习，深受感动。他们拿共产党人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态度同任何部门和单位的情况做比较，觉得每一个人都那么优秀，那么坦诚，那么可亲，觉得这些人是真正为新疆新闻事业献身的。共产党人也有意识地同进步青年交朋友，团结教育他们。凡是党员能够看到的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言论，未及公开发表或不便在报刊上转载的，看过后转交他们阅读，有时还组织一些座谈等。大家谈了许多，不管是严肃的话还是幼稚的话，都是自己的心里话。这些青年逐渐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要求参加共产党或党领导的组织。报社党员较多，有党小组，但他们遵循上级规定，在新疆不建立党组织，不发展*员，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邓发、陈潭秋都十分重视报纸宣传。报纸的重要社论、文章或消息他们都要审看。1939年秋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去苏联路经迪化，在南梁招待所召见汪小川汇报报社的情况。周恩来耐心地听完汇报，明确指示：一定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定要团结各族人民，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在周恩来等人深思熟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