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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即以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赐其王贤。但由于裴遵从大汉族主义立场出发加以阻拦［82］，终又收还。这是一次政府外交上的重大失误，它导致了莎车王的反叛及西域形势的混乱。直至公元61年，莎车为于阗所败；公元86年，终于由班超平定莎车，重开交通，这一历史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二、贵霜帝国（及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

贵霜是个幅员辽阔、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它兴起于中亚地区各部族、国家奴隶制度日趋瓦解、封建生产关系渐渐形成的动荡时期。关于它的起源、发展和兴衰的历史，已有翔实的论述；但关于它作为中国与西方交涉过程中一个重要过渡的研究，或者说将它作为中西交往体系中一个构成的研究，却显得不足。这里即从整体的观点出发，对这个帝国的历史与中西交通的关系作一初步考察。至于它在整个汉代社会对外开放和文明交往中的作用，第四章还要探讨。

研究贵霜，不可不论及“大夏”，它是前者最直接的历史基石。

《淮南子》、《吕氏春秋》、《山海经》［83］、《史记》等秦汉古籍中均有“大夏”，但这个大夏，是游牧于塔里木盆地之南的一个民族。只是在秦汉之际西迁之后，才与中亚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家（HellenesBactria）混合称一。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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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2）

希腊古史中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始见于楔形文碑刻中的波斯巴克特里（ThePersianBakhtriofCuneiformInscriptions），指的是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之间的希腊化国家。它本是波斯帝国一个东部省区，一度被视为帝国的“西伯利亚”（Siberia），将大量不臣服其统治的军士民众流放于此［84］，开创了这里民族混杂而居的局面。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MacedonianAlexander）发动了对波斯的历史性进攻，并长驱直入中亚两河地区。他大力推行希腊文化于中亚，并采取融合当地传统的政策，为进一步远征印度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亚历山大死，帝国分裂，塞琉古（Seleucus）建立王朝，王国包括中亚至西亚广大地区，商业发达，民族复杂。并且更加着力推行希腊化精神，为后期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及贵霜帝国表现出浓厚的希腊化特色造成重要的影响。塞琉古王朝的政治中心在西部，它与埃及长期不和，战争不断，以至于两败俱伤。正值此时期，它的几个省区——伊朗高原的帕西亚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相继独立。公元前2世纪，罗马取代了埃及在东部的优势，开始向东方扩张，并击败塞琉古王国主力，使其王朝屈居叙利亚一隅。也正是在此时，塞琉古作为一个王国受到中国的注意。《史记》以“条支”为名记录了它的概貌［85］。同时，“安息”和“大夏”（这是西迁后融入HellenesBactria之后的“大夏”）作为葱岭以西的大国，也开始出现于中国历史的记载之中。它们并行发展着，后者因受到“世界商路贯穿之影响而变得富有”［86］，而且它极力培植这种来自东方和东南方向上的商业交往，力图开拓通向印度海岸和中国内地的交通［87］。

巴克特里亚的势力是否达到了葱岭以东的地区，争议很大。但根据斯特拉波（Strabo）的最早记载：“‘（希腊人）将他们的领土扩至赛里斯（Seres）和弗里诺伊（Phrynoi，即匈奴）……’这里他也许指的是，在中国极西部的塔什库尔干的这个巨大市场是处于巴克特里亚人的影响之下，也许是出于商业上的原因，在此驻军以防塞种及其他游牧部族的侵害。”［88］汉朝政治和军事力量覆盖塔里木盆地四邻地区之前，在昆仑山北麓至帕米尔一带的古代部族，以及伊塞克湖北的古代塞种民族，与巴克特里亚的接触是比较频繁的。这种接触也有战争与和平的两面。西方历史资料中多次提到，亚历山大及他的继承者们不得不分出很大的力量去对付来自北方蛮族的进攻［89］，以及中国古代游牧族的西迁彼地等［90］，说明了战争的一面。但历史事实也表明，这一地区相邻国家和民族，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样，“和平的关系比战争关系长久得多”［91］。巴克特里亚所依赖致富的国际贸易，以及它在传播西方古典文明方面的事迹，有力地表明古代中亚地区各民族和睦共处、互通友好的关系。中亚各游牧部族和城郭，较多地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