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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实际上已远及今天的中亚、西亚和欧洲东部了。

为了系统地探讨中西交往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似有必要将这种交往涉及的西域地区的各部族国家的社会经济概况，以及它们在中西交通中发生的不同作用，加以综合的考察。同时，由于西域范围广远，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历史和社会状况相差很大，下面将汉代之西域分为三个区段来研究。第一段是匈奴、月氏及西域都护所管辖的地区，第二段是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及贵霜国家（Kusana），第三段是帕西亚帝国。这样的分阶段剖析，一是为了有层次地、由近及远地透视中西交通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为了便于以商路交通作为参照，将当时几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加以比较。

一、匈奴、月氏、乌孙等部族与中西交通的发展

（一）匈奴

两汉时期，在中亚地区影响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少数部族就是匈奴。它的崛起、发展、强大、衰弱、分裂，以及最终归并入中原和西迁而去，一直与中国的社会变化有密切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北逐“荤粥”。夏代也与此北族为邻，接触频繁。殷商与“鬼方”有过多年战争。西周时则颇受“狁”入犯之苦。到了春秋时期，“戎狄”已扩张到大漠南北，甚至伸入华夏中原，所引起的频仍战火，不绝于史载。这些“北狄”部族，构成复杂，来龙去脉，难以分辨廓清。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战国末期，这些北方诸族，在漠南河套及阴山地区，凝聚起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匈奴。

匈奴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它广泛地接触四邻其他民族，博采众长，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具有一定水平的生产技术［1］，并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到了秦末汉初，匈奴成了中原汉族北方最严重的威胁。

匈奴总人口，史家基本定论为150万~200万［2］。他们“五口而出介卒一人”，拥有兵力达三十余万。这对于周邻其他弱小部族来说，无疑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由于“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而不仅经常入犯中原，而且控制了天山南麓的广大地区，设立“僮仆都尉”，实行野蛮的民族掠夺政策，成为古代新疆地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见附录2）。

匈奴虽是游牧军事部族，但也有广泛从事商业交换的传统。他们的农业、手工业不够发达，产品不能满足自身要求，因此便频繁与周邻民族，特别是与中原汉族发生商品交换关系。他们“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3］。直至东汉时，仍“远驱牛马与汉合市”［4］。这种贸易关系，文献很多记录，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大量反映。特别有意义的是，在匈奴墓葬中，既发现汉朝生产的精美丝织品，也有刺绣着伊朗古式的植物、鸟兽纹及人物纹等来自西亚的毛织物，还发现属于西徐亚（Scythia，一译斯基泰）风格的旃毡。马长寿指出，这些是匈奴通过交易从未征服的西域各国买来的［5］。此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史料记载指出，匈奴的国际贸易活动，甚至连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也积极参与［6］，可见在匈奴内部，从事商业贩运和贸易交往，是一种官方、民间都重视的经济活动和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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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2）

此外，从北方草原古代游牧人造车技术及其与中原地区、欧亚北部地区造车工艺比较来看，也得出在远古时代草原地区人民与南、北、西方开展商业交通的结论［7］，这与匈奴人的对外交通发达有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匈奴畜牧业是高度发达的，这不仅为交换提供了优良的商品，也成为发展交通事业的重要条件，因为他们生产的驼、马、牛、驴等，既是商品，也是运输车辆的动力。匈奴人的青铜文化、铁器文化与鄂姆斯克（Omsk）的西徐亚…西伯利亚文化、米努辛斯克（Minuchinsk）铁器文化、商代及春秋战国中原文化之间的同似性，雄辩地指明了这些地区的古代交往的关系是有渊源的。王治来设想：“在先秦时代，中西商路也可能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经过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8］文献记载、考古证实和科学研究，都为该设想提供了证据。只不过目前尚无法将这种交通路线十分具体地描绘出来，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穿过匈奴故地，由北方草原通向西方的商路的大致轮廓。

汉朝与匈奴的斗争与交往，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