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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屋，他就首先问我：“你看了有什么疑问？”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有的卡片，看不出与靖难有什么关系，不知何以也收入？二是，怎么知道哪些书里有着关于靖难的材料？辰伯师说：这得先有一点基础，大略知道明初的政治概况；其次要看看史部目录的书，按图索骥；再其次要联系思考，读书得间。他举许多例子，反复譬喻。接着，又着重地说：“有了这些材料，还不等于有了学问。这只是第一步工夫。必须更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审查真伪，消除抵牾，分析取舍；然后运用匠心，构思组织，下笔属文。”他拿出一篇他的关于靖难之役的文章给我，说：“我这篇文章用的就是这些材料。你带去看看我是怎样做的。文章并不满意，但方法就是这样了。这方法我是经过摸索才得到的，你们用不着再摸索了，还可以加以改进呢。”过了两天我送还文章时，他又把他自己收集装订成册的论文集，一册一册地借给我读。我每读一两篇就去向他陈述并就正我的体会。他不惜舌敝唇焦地给我讲写作的用心和过程，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修改易稿的原因……他的这一切教导，给我大开茅塞，终身受益，嘉惠不可言喻。我何幸得遇这样的良师！现在，四十多个春秋逝去了，然而他的教诲，他的音容，仍然如在耳际目前。它在我的心版上是铭记得多么深刻，多么新鲜啊！

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3）

这年将尽，辰伯师移居护国门内白果巷四号。因为辰伯师的母亲弟妹和袁震同志都将避地到昆明来，所以租赁了这一小院房子，共大小十间，正屋三间有楼。辰伯师和亲属都住在楼下和耳房里；楼上一直是借供朋友使用。那时，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等单位先后迁昆，辰伯师的一些朋友随而迁来。有的一时租不到房子，就到辰伯师寓所暂住。辰伯师好客，宁可自家挤一点，将楼上留给朋友住。我记得，顾颉刚先生、张荫麟先生都先后在那里住过。

1939年后，辰伯师忙碌起来了。亲属到齐，举家共八口，单张罗日常生活就够忙的。而袁震同志久患肺结核未痊愈，须卧床静养，她的护理，全由辰伯师躬亲；弟弟妹妹还正在上学；母亲不唯年事高，而且不谙昆明话；因此，许多家务都得辰伯师管。加上来滇的友人日益增多，不免接待往还，还常常为朋友奔波，有时竟连饭也顾不上吃。可是，虽然如此，他仍然认真地备课授课，从不告假；著书撰文，也始终坚持不懈。《由僧钵到皇权》（又名为《明太祖》，后易名为《朱元璋传》）就是这时开始属稿的。此外，遇有学术活动，他总是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参加，常提供寓所供活动使用。他的寓所因而被朋友们戏称为“陋巷小沙龙”。他在北平时，和一些年轻的史学家创建了一个学术组织，叫做“史学研究会”。七七事变，研究会活动暂时中断。这时，成员中的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诸先生都到了昆明。于是研究会又恢复活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载夏鼐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一文说：史学研究会在七七事变后就“寿终正寝”了。此说不确，想系夏先生当时不在昆明，因而致误。，举行年会，并接纳新会员。1939年的年会就在辰伯师的寓所举行，我和缪鸾和、王崇武等四人同由辰伯师介绍入会，参加了这次年会。研究会还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编了一个纯学术性刊物，叫做《史学》，由孙毓棠先生主编。辰伯师以“燕肃”笔名，为这个刊物撰写了一些稿子。1938年9月，日机开始空袭昆明。第二年春节后，空袭越来越频仍。市区多次遭轰炸，伤亡惨重。白果巷位于市区中心。袁震同志卧病，太夫人步履维艰，根本无法“跑警报”。每次空袭，辰伯师都只好陪着两位女眷闭门静坐，置生死于度外。雨季过后，空袭更厉害了，市民们纷纷疏散乡下。但疏散谈何容易，哪个村子可以租到房屋呢。几经友好襄助，辰伯师终于在昆明东北郊落索坡找到一所房子。那是一座墓地祠堂，孤悬在半山上，到最近的村落也有一段路，鸡犬之声不闻。进城，只能徒步，得走二十多华里。这里虽然风景绝佳，但生活上不方便，治安也堪虞。幸好，梁方仲、汤象龙、谢文通三先生也因无处疏散，和辰伯师一同迁往。四家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才算勉强凑合。辰伯师在这里住了一年多。1940年秋，因赴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执教才离去。

这段时期，辰伯师的经济状况严重地恶化了。他在清华上学时是一个穷学生，全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员，有了薪给，但又要供弟妹上学，仍然很拮据。到昆明的头一年，恐怕是他解放前的半生中景况最好的时候了。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