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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5日，中国*同盟北平市第一次盟员大会在沙滩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举行。在这次盟员大会上，我们正式投票选举吴晗老师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的主任委员。等待开票时，我和他在解放后第一次个别谈话，并把去年在清华园拍的那张照片交给他，他很高兴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以挂着“中国*同盟北平市第一次盟员大会”大字横幅和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三位民盟烈士的巨幅照片的主席台为背景，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全国解放后，吴晗老师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多种职务。从1949年11月起，他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分工主管文教工作和民政工作。他对提高首都中小学教育质量、普及文化科学知识、保护和整理首都文物古迹、建议发掘定陵和建立定陵博物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认真负责，许多工作往往亲自动手，例如颐和园内几个殿堂的解说词就是他执笔写的。就是在建设首都街头公共厕所这样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广大市民生活的关怀。记得50年代末，吴晗副市长在西郊中关村公共汽车站附近发现没有公共厕所，而邻近的农家的厕所却又一个个都挂着“女厕所”的牌子。他就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群众的需要，从而在全市各街道和较大的公共汽车站附近都增建起公共厕所。这件事在他的生平事业中可说是排不上号的一件小事，却使首都人民至今身受其惠。

吴晗老师早在1943年参加中国*政团同盟以后，就有在将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终于在195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位资产阶级学者、革命*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当时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的党员身份并没有公开，但是我们在北京市委大楼里开会时曾经见到他。

1956年，吴晗老师克服了身体上的困难，积极参加了赴西藏的慰问团，在拉萨，因有高山反应，曾靠吸氧气过日子。回京后却兴奋地向我们谈论西藏的丰富宝藏，极端残酷腐朽的农奴制，以及*改革后的新貌。不曾想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就只曾在街头墙报上看到他“坐喷气式”的照片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吴晗老师除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外，身兼的职务很多，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历史研究》编委，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等。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从不放弃学术研究工作，而且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史学界的学术活动。他写过不少论文和杂文，还不断修改《朱元璋传》，书中对明王朝的封建专制，皇帝的*统治，宦官的擅权，东西厂特务的横行等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加以抨击。他对朱元璋的功绩基本上作了肯定，但对其晚年大杀功臣也作了如实的记述和批评。他写道：在朱元璋的衰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杀得无人敢出一口气了”。他由于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提高了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在解放前挺身而出愤怒声讨蒋介石政府的封建的、法西斯统治，在解放后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出《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深得广大群众喜爱的著作，这绝不是偶然的。

烈士丹心

吴晗老师是不甘心于庸碌无为地平平安安“死在床上”的。他在读史之余，早在1933年就表示要壮烈牺牲的愿望。那年2月20日，他在读完《碧血录》一书后的底页上写道：“读完此节，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1948年夏又抄录谭嗣同烈士的《狱中题壁》诗，寄赠友人，以表示准备去解放区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一片丹心。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1965年11月10日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黑文，把《海瑞罢官》这个正确的作品，诬蔑为“一株大毒草”；把一位积极反蒋并从革命*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竟诬陷为“*老手”；一个历史清白从未被捕过的历史教授，竟然被蛮横地定为“叛徒”；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