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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介绍，他受到蒋的照顾，给他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两小时，主要是在图书馆的研究室里整理历史系从书市上作为废纸买来的清宫档案。大学生时代，他写过一些学术论文，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清华季刊》、《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还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会办的《清华周刊》文史栏的主编、天津《大公报》史学副刊的编辑等工作。他的稿费和工作的收入，除维持自己的生活之外，还供给弟妹上中学。

1934年夏，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本来他是可以再入清华或北大研究院深造的，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只好在清华大学史学系担任助教。曾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的熊庆来教授是一位善于发现人才的前辈学者，他不仅发现和培养了数学界的卓越人才如华罗庚教授，而且也发现和提拔了吴晗老师这样杰出的史学人才。熊庆来在抗日战争以前调任为云南大学校长，他以当时罕见的胆识破格聘请大学刚毕业三年的吴晗老师为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于是，吴晗老师于1937年8月辗转来到昆明云大任教。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南迁，1938年春最后迁到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不久，他又回到自己心目中的母校西南联大任教，先是兼课，后改为专任。在联大专职任教期间，他先在四川叙永的西南联大分校，后回昆明本校。大约1944年左右经清华大学历史系提升为教授，从而成为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年轻教授。这在清华还算破格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3）

愤然走出书斋

抗日战争中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教授们每月的薪金大约只相当于战前的十几元钱。1941年间，吴晗老师因生活困难，不得已将几千卷心爱的图书都卖给清华图书馆了。他的老友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给他写了一副对联：“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他认为很切合当时卖书换饭吃的困境，把它在壁上挂了好几年。那时候，有几年他家住在昆明府甬道附近西仓坡的一座旧屋中。由于夫人长期卧病，他主动承担起各种家务劳动，天天打水、买菜、做饭。大约1944年的一天早晨，我作为一个学生膳食团体的临厨（由学生轮流担任的）和厨工一起到府甬道的露天菜市场上购买副食品，碰到吴晗老师挎着一只空竹篮也出来买菜，他开口就对我说：菜（指副食品）又涨价了，什么都贵得很啊！等我和厨工在菜市场上转了一圈，买足了菜，看到他还挎着菜篮在市场里徘徊，菜篮里面仍是空空如也。他只好手指着空菜篮向我苦笑。

那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到处抓壮丁，抓去后军官们又克扣军饷不让士兵吃饱。被折磨瘦得皮包骨活像博物馆里的“木乃伊”的士兵，在昆明城外联大新校舍附近常常可以看到；行军中倒死在道路旁而被抬往联大北边山坡掩埋的，也屡见不鲜。他激于义愤，写了《给士兵以“人”的待遇》文章，进行呼吁和控诉。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却大发国难财，成为不同形式的百万富翁。他又写了《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豪而战》的文章，进行声讨。

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民不聊生，以及国民党军队在日寇的入侵面前的节节败退甚至不战而溃的局面，他愤然走出书斋。在华岗同志（当时改名叫林石父，字少侯）等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吴晗于1943年在昆明参加了中国*政团同盟。从此，他为争取*，反对*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深受进步青年和学生们的爱戴。

在抗战后期的昆明*运动中

记得在1944年5月3日晚上，五四运动25周年前夕，党的地下组织通过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会，在新校舍南区十号大教室里召开了五四运动历史座谈会，会上先请周炳琳教授报告五四运动时北大情况，闻一多教授报告当时清华的情况，吴晗老师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五四运动是要把人从旧思想旧观念旧牢笼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个牢笼直到今天还没有打破。现在又被关进另外一个牢笼。”“这两个时代的牢笼是有区别的。那时的金融资本还不能控制整个社会，现在则财富集中在四大家族等少数人手中。从前是军阀虽然坏，但他们还自己承认是混蛋，还并不自命为圣贤，不讲什么仁义道德。现在不同了，没有‘军阀’了，当局都是‘圣贤’了。而我们却都被关入新的牢笼中。”“因此，现时代应该做的工作不仅是继承前一时代人的打倒孔家店等新文化运动，而且还要注意现实的社会政治，绝不能隔岸观火。”“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