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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4）

迁到落索坡后不久，可卖的书已经卖尽，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弟妹们都在城里上学，常住乡间的唯辰伯师和老母病妻三人。初去时还雇请了一位村里的妇女帮忙。一两月后，因无力支付工资，只好辞退。于是老母的服侍，病妻的护理，以及日常生活的运水担柴、买菜烹饪、洗涤洒扫……都由辰伯师一人独任之。除星期日弟妹归省，可以小休外，别的日子，他总是从早忙到晚。但是，他仍焚膏继晷，夜间在如豆的菜油灯下，继续修润抄缮《由僧钵到皇权》和其他著述工作。我十天半月去看望他一次。每去，他总把新写成的稿子给我读。虽然过的是人不堪其苦的生活，可是他依然那么爽朗，谈笑风生，毫无愁容。1940年，我将毕业于西南联大。毕业论文导师张萌麟先生指示我到中研院史语所去看书。史语所在龙头村，距落索坡几华里。所中没有寄宿之处，辰伯师就让我住在他的书斋里，住了整个寒假。他自己移到卧室里去工作。我每天早出晚归，归来，他常和我挑灯而谈，有时甚至谈到深夜。一晚，我提出一部书的时代问题和自己对这问题的想法向他质疑。他说：“你没有看《四库提要》吧？那里已经谈到了。”我说：“没有。因为当时懒于为此跑一趟图书馆，后来又忘了。”他说：“这书，你应当有一部。这是进入史籍宝库的津梁门径，案头必备。我早就向你谈过它的重要性，你忘了吗？”第二天，他进城到云大授课。傍晚归来，一肩挎着一个帆布袋，全是书。他取出一包，递给我，说：“这是买送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而且已经题了赐赠的字。顿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一来我并非无力购置这书，可是一直没有买，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认真领受；其次，让他从城里背着这书，徒步走二十多华里，多不应该！又其次，他手边那么拮据，还为此破费，能受之无愧吗？这件事，使我至今每一想起，就觉得无限的感激和不安。

这年暑期，清华要辰伯师回去，于是他辞了云大之聘到西南联大去任教，开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行将开学，学校决定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新生到那里去报到上课。这么一来，他就得到叙永去。因此，中秋过后，一方面，遵母命由弟弟春曦将母亲送回家乡，同时辰伯师和袁震同志候车首途入川。启程前夕，我去看他，他指着一堆书向我说：“这些书不带走了。你要的留下，不要的就随便处置吧。”后来我拣了几种，把其余的分送给同门。在我留存的几种中，有一部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我带回，在扉页上写了“辰伯师赠”四个字。哪知因此，时过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这部古书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黑线联系的罪证、物证。”真是“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辰伯师在叙永教了一年，学校变计，撤销分校，师生全部来昆。那时，我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住在龙头村。辰伯师返昆前给我来信，要我先期在附近替他租下房子，我当即在浪口村租了三间。可是他到昆后，因袁震同志需要在城中就医，结果竟未能去住。后不久，我因张荫麟先生之召，赴遵义浙江大学任教，又和他分袂了。到此为止，可以说，是我从他受业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辰伯师而言，不过是他对后学教诲奖掖的若干事例之一；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际遇，是我确立为学从业的决定性关键时期。在亲炙他以前，面对史学烟海，我“望断天涯路”，一片茫茫。史学的领域那么广阔，何去何从，自己连方向也不能辨。至于学习过程完结后，究竟干什么，更无从想起。是他，把我引上治史的道路，耳提面命，带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他因材施教，教我练基本功，教我从张荫麟先生学宋史，教我争取考研究生，教我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尤其是他的为人，那不言之教，使我粗知怎样打发自己的一生。我虽然没有违背他的教诲，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研究的岗位上，但却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期许，作出应有的成就和贡献。“*”中，音书杳绝。关于他的存亡，道路传闻，无法确知。1978年冬，路过北京，才确悉他已经被*致死了。1979年9月，得知他的追悼会举行有期，我赶往北京，参加了这个庄严肃穆的会，稍摅了我的无限哀思。然而这哀思怎么能摅得尽呢，心丧将永无尽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