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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完全丧失了最后的希望。移开目光，我看向了一旁的鸭子，鸭子同样一言不发，伫立一旁。轻轻一挥手，扒掉了两人正放在我背上的手，我转身离去。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在那天，当我转身离去之后，诧异万分的何勇、鸭子两人之间还有几句对话。他们是这么说的：

“发神经啊？他那是什么眼神啊？”

“是不是怪我们不告诉他？”

“恐怕是的。”

“何勇，那告诉他算哒唦。他只怕是因为昨天的事，心里不舒服哦，以为我们故意瞒他，看不起他。你讲是不是这样的？”

“鸭子，你未必不晓得姚义杰这个人啊？这件事，敢告诉他啊？他晓得我们不准备走活路，那他还不翻了天，还上个屁的班啊？”

“他得不得怪我们啊？”

“不碍事，我们为他好。”

是的，他们确实是为了我好，我相信，这么多年的感情，早就已经不再需要证明。如果是今天的我，我也会领这个情。只可惜，当时孤傲自负、年少轻狂的我会错了意。

何勇原本出于好心的一句“你不是个拿刀的人”落入我耳中的时候，却直接击中了我深藏内心、不敢提起的隐痛，也带给了我无尽的屈辱与愤怒。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尊严在儿时玩伴的面前一败涂地。那一份曾经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友情，随着骄傲与自豪一起烟消云散。

走出医院大门，我没有去上班，而是径直步入了九镇供销社旁的废品收购站。在这里，我花五元钱买了一样东西。然后，我去了一个在社会上打流的名叫刘辉的朋友家，找他借了另外一样东西。

后来，我走回了家。一整个下午，我就那样浑浑噩噩地躺在床上，一无所想，如同死人。夜色降临，父母兄嫂下班回家，我起床与家人一起吃了顿晚饭。那顿饭没有什么滋味，嚼在嘴里，像是木渣，但是我吃了很多，吃得很仔细，还破天荒地主动陪父兄喝了几盏小酒，给母亲夹了几筷菜。

因为，我抱着吃最后一顿的想法。不管是谁，有了这种想法，都会吃得很仔细，吃得很香。饭后，我甚至还在家门口那棵小时候亲手种的松树下坐了十来分钟，再起来去擦了个身子。

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从床下将准备好的两样东西拿了出来。

一根半寸宽、尺许长的扁平钢筋，这是下午我在废品收购站买的。另一样东西是在刘辉那里借的，一把有些像军刺，却比军刺更长一些，大约有手臂三分之二长的兵刃。这种兵刃前端如同军刺般尖锐，两边却又同样开了锋，中间是一道又深又长的血槽，可砍可刺。在我们那边的流子口中，它被称为“钎子”，和杀猪刀一样，不是深仇大恨成心想要人命的话，没有人会使用它。

我坐在床边，用抽屉里面的医用纱布，一层又一层地把钢筋固定在左手臂上。由于用的力气过大，钢筋上面粗糙、尖锐的铁锈摩擦着手臂上的肌肤，微微的刺痛隐隐传来。

然后，我再用纱布仔仔细细地将胸膛上的伤口缠了一遍，这次更疼，疼得我双手都有些发抖。不过，我却一直没有停，紧紧地咬着牙关，体验着疼痛之后的莫名快感，机械般地缠了又缠。

一件雪白的衬衫将身体与钢筋一起包裹了起来。套上一条父亲曾经穿过的，在裁缝店翻新之后送给我的黑色毛料裤，扎上一根深棕色的牛皮武装带，穿上一双夏天专门跑到市里去买的部队军官所穿的那种“三接头”皮鞋。

穿戴整齐之后，我又打开了自己的衣柜，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与其他衣物隔开，静静地挂在一边。这是跑长途运输的大哥大嫂有一次去广州，刚好遇到展销会，专门买回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在贫瘠闭塞的九镇，人们都还普遍穿着黑灰蓝中山装、工装，我穿起这件衣服，曾经引起无数年轻人的艳羡，轰动了一时。除了过年过节，我从来都舍不得穿它，这一刻，我轻轻抚摸着大衣，呢子面料带来它独有的厚实而柔软的手感。我想，这会是我最好的寿衣。

默然半晌，我伸手拿起钎子插在后腰，将大衣披在了身上。

堂屋里，家人都坐在一起聊天，享受着工作一天后难得的那一份轻松惬意。我走过他们中间，每个人的目光都颇有深意地放在我身上，这让我有些紧张。

正坐在屋门口打毛衣的二嫂首先忍不住开口，嬉笑说：“哎呀，我们屋里三毛儿今天是要出门钓妹子（方言，泡妞）啊？穿得这么衬头（方言，整洁，漂亮）。是哪个女伢儿？我认不认得？几时给姆妈添孙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