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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式的结构。如果仅有第一部分，而没有第二部分，便不是北京。”舒乙不无忧虑地表示，尽管有些论断诸如“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６００条的速度在消亡”有点言过其实，但胡同、四合院确实正在逐渐消失，现状不容乐观。

尽管有许多客观原因，舒乙还是试图从思想认识上分析“民居保护难”的问题，他认为，主要还是城市决策者在认识上存在三大问题：首先，看不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价值，舒乙认为，正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甚至是每一个代表性都市的非共性特点才构成了世界的多元化和它的绚丽多彩。他说：“时代在发展，变化巨大，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四合院，而且还要特别珍惜四合院呢？我觉得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保留起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用它，任其消灭，我们的民居都改成现代的、很流行的洋式公寓，那显而易见，北京城就跟伦敦一样了，跟东京一样了，跟莫斯科一样了，跟香港一样了，那就没有北京了。北京城的独一无二，在于它是先有设计规划后建城，而不是像世界上的其他城市是自然发展而成的：它的方位永远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每个城门之间有２２条胡同，每条胡同相隔７９米……这些才是北京城特有的机理，破坏不得！”

“民居保护难”还因为有些人看不到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完全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特质，有最先进、最科学的因素。舒乙以北京的四合院为例，认为四周是房，中间是院子的结构最能让人贴近大自然：“我觉得四合院虽然很古老，但是它有非常超前的科学性。四合院四面的房子中间包着个小院子，里面种树种花种草，是植物的世界，这些树会窜得很高，树冠会高过房脊，会形成一个树组成的伞，把这个小院子罩住，这样，在这个小的局部环境里面，人跟一些植物生活在一起，这些植物能调节小院子里的气候，它可以除尘，可以保持水分，它可以防止噪音，可以……，这样是非常科学的。”

喝了口茶润润喉，舒乙紧抿双唇，语气凝重地说：“总的说来，四合院有它光荣的传统，有美学上的价值，有建筑学上的价值，有人文上的价值，有居住上的价值，还有它非常先进的思想，那么它不应该被当作一种落后的东西，被历史所淘汰。相反的，我们应该挖掘它里面科学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千方百计地把它保护起来，能够变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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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3）

随后，舒乙还分析“民居保护难”是因为看不到那些老建筑，如果保护得当的话，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已是被国外无数事实证明了。他举了自己切身接触到的一个案例来说明。有一次，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公使来到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的办公室，对他说：“我要退休了，我在北京工作了２０年，算是老北京了，在告老还乡之前，我有一些话要说……瑞典斯德哥尔摩８０多年前与现在的北京一模一样，玩命地拆老房子，盖新的，拆到最后一秒钟，突然觉悟了，保留了城市最中间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房子（我们北京的二环内是６２平方公里），而正是这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斯德哥尔摩，每年吸引百万国外游人，创造了整个斯德哥尔摩旅游产业百分之六十的收入。请你告诉北京市长，可别再拆了，都是宝贝啊……”

言犹未尽，舒乙接着说：“沈从文老家凤凰城，有很多木头的吊脚楼。黄永玉是沈从文的外甥。２０年来黄永玉一个人孤军奋战，不让当地人拆那些吊脚楼。现在凤凰城全市人都该感激他，一个长假那里就有４０多万游客，你想那是多大的经济效益！就是因为你太特殊太古老了，人们才会想去。我认为，北京的珍贵在于其‘老’，而不在于其‘新’。北京的‘老’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北京的‘新’却是充满了共性的。”

舒乙在分析完“保护难”原因后，给出了自己的保护思路：由政府出资，用纳税人的钱在胡同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的外部建构、外观基本保持不动，内部实现现代化；房屋产权实行私有化；政府对于城改工程，实行微循环逐一区别对待的方针，把有价值的优秀建筑保护下来；以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为契机，打开五个、十个最优秀的四合院，将其改造成博物馆、宾馆等，打造老城老街的品牌等等。

这些年来，舒乙力倡挂牌保护文化名人故居。“挂牌纪念，只需注明某人属于某专业于某年月在此居住就可以了，目的在于保护它不被拆毁，将它定成文物和景点。房子内部该怎么用还怎么用，该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