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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史量才全力主持该会的会务。白天，他在维持会会所（开始在瑞金路延安中路口，后移至延安中路181号）办公，审阅文稿，检查账目，工作忙时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匆匆进餐。他患有胃病，胃痛发作，即服用带在身边的止痛药片。晚饭后，约定由《申报》经理马荫良到自己的寓所汇报当天《申报》记者前线采访、读者投书支援等情况及报馆中的其他事务。接着又接待各方来访人士，商谈支援抗战事宜，从事筹集钱物和人力，以应前线急需，并做好伤兵救护、难民安置等工作，常常直至深夜。并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大声疾呼，从而推动了上海市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这一时期，史量才的抗日救亡工作卓有成效，他还将购纸款7万美元全部捐献；《申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充分发挥舆论的动员组织作用，由此开辟了《申报》史上的“黄金时期”。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就鲜明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事变后两天，《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使沈阳陷落的情况；之后连续发表时评，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史量才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报》更是一泄长期积闷，鼓吹抗争，组织支援。事变第二天，它发表时评说：

“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然而含垢忍痛之结果，仍不能满日人之意，又作军事之发动。我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

1月30、31日又接连发表陶行知撰写的《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的时评，指出此次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希望市民踊跃参加十九路军，并从物质上积极支援军队和救济难民。

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自发捐献情景动人；《申报》和史量才在这当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申报》馆2月1日接一陈姓读者送来支票一万元，并附来信。这封热情称赞前方战士的信件第二天刊出后，连着许多天，一批又一批的具名“爱国者”、“一市民”等的来信、捐款，涌进报社。其中有一天，单是爱国华侨汇来的捐款就达6．37万余元。2月10日，日军速战速决策略破产后，企图从日本本土增兵来沪。史量才在寓所中召开了一次理事会，并邀请蔡廷锴、徐名鸿参加。大家认为，要做好坚持长期抗战的准备，为此由理事会建议公开登报募集救国捐，并将本会全体会员名单刊出，以昭信实。由秘书长黄炎培拟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启》，2月15日赫然刊于报纸的广告栏中，这时的会员已由半个月前的32人扩展为200多人。爱国学者章太炎除本人捐助外，另向亲友募捐，并于2月17日把他写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一文，寄给史量才，在《申报》上发表，颂扬上海军民合力御侮。

上海市民除踊跃捐献款项外，还尽力募集战地所需的物资。一天，《申报》刊出消息：目下十九路军“所最需要者即运输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等，尚望热心同胞，尽量捐助”。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车辆齐向军中输送，盛况空前。宋庆龄、何香凝赴前线慰问后，报纸刊出《前方将士无以御寒》的消息，五天中就收到市民捐赠的旧丝棉背心、绒线衫裤、棉被等2000余件，全新棉衣裤3万多套。理事会立即将这些物资送往前线。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5）

救护伤病官员，救济战区难民，稳定上海金融，安排市民生活，这些原应由国民党上海地方政权去做的事，几乎都落到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身上。史量才曾召开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理事会，讨论怎样从金融上稳定后方的问题。大家认为，关键是纸币得以继续兑现和流通，消除市民的紧张心理。史量才倡议“南四行”、“北四行”上海的八家私营银行带头兑现纸币，后来国营银行、私营企业也响应这个倡议，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和居民的生活，保证全市安稳如常。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在自己的寓所里，每周与宋庆龄晤谈一次，交换情报，互商对策。同时，史量才、黄炎培等地方维持会负责人，也在史宅每周会晤一次，听取各方面情况，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