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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8日，周养浩从成都乘坐的毛人凤派来接他的专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准备加油后飞往海南，但到了机场，卢汉控制的机场空管却不给他加油，也不准起飞。当时周养浩就预感到情况极其不妙，当沈醉打电话请他进城时，他谢绝了，坚持待在机场。

9日下午，飞机驾驶员高天禄从外面进来告诉周养浩，飞机上的仅剩的一点油也已经被地勤抽尽了，起飞已经没有希望时。周养浩一看情况不对，解下腰间的手枪，要他的儿子也这样做。接着，他把两支手枪交给了高天禄。

“我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你把它们带到外面，扔掉吧。”他苦笑了一下，又自我解嘲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武装的人，可能反而会安全一些。”说完这句话，他就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

10日清晨，沈醉告诉卢汉周养浩在机场，卢汉当即下令昆明市警察局李志正局长亲自出马抓捕。但李志正率领50多名警员赶到巫家坝机场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周养浩。经过逐一排查，总算抓住了周养浩的儿子和秘书以及副官，但他们拒不说出周养浩的去向。于是李志正让四名警员带着周养浩专机的驾驶员高天禄作诱饵，让高天禄不停地喊叫：“周主任！周主任！沈站长派我们来接你啦！”

突然一名警察发现前面约200米远近的一辆破旧的小汽车里探出一个脑袋来，立即又缩了回去。再喊，就没有动静了。他们赶紧跑过去，拉开车门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当问高天禄：“他就是周养浩，对不对？”车里的人叫了起来：“你们不要逼他，我就是周养浩！”这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书生杀手”最终落入了法网。

五

1950年，周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开始时是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作为战犯关押的高级特务为数不少，主要是军统。由于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是同时期的人，徐是西南区区长，周是副区长，沈是总务处长、行动处长、云南站站长，作为首要战犯关押的主要依据又是他们有共同犯罪，还是同时被捕的，一起押在重庆，后来又一起转到北京，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军统“三剑客”。他们在被捕之前关系还可以，可是作为战犯关押以后就不同了，沈醉与徐远举、周养浩闹过不少矛盾，沈醉与周养浩甚至长期不说话，像仇人一样，怎么回事？

事情要从1950年他们同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时说起，起初，大家还能“和平共处”。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变化，在那狭小的天地里，为些小事计较，不免就有些磕磕碰碰。

长期搞职业特务工作的几个人，虽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但心里却提防着，说话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怕有人向政府打小报告。比如，每人填写的‘登记表’就互相保密，就是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他们互知底细，自己填写的表格也不让对方知道。至于写交代材料，更是小心翼翼，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写，不免探听一下对方的口径时，也是转弯抹角，听话听音，真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6）

有一次，审讯人员一时疏忽，在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中间夹着对周养浩处理意见的草稿，被周看到了。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魂飞魄散。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一定还有沈醉揭发的置他于死地的材料。于是怒火冲天，顿起杀心。

他走到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他看着沈醉，眼睛充满了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总是这个样子。只见周养浩突然拿起手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他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边砸边骂。说时迟那时快，宋希濂伸臂一挡，凳子落地。宋希濂当时也只有42岁，身强力壮，周养浩比宋大1岁，可能是宋希濂的个子比周养浩矮的缘故吧，伸手就顶住了周的手臂，凳子就应声落地了。

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踩得死死的。

宋希濂忙把周养浩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也不吭声。其实，沈醉已明白了八成，徐远举可能比沈醉还明白，起码有九成。因为在周养浩被审讯人员叫出去之后，徐远举、沈醉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周养浩出去肯定是干这个，他之所以回到房间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直奔沈醉，说明周养浩有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