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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林和任达哉被捕后，被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任不堪忍受而叛变，供出了他的领导杨清。然后令他约杨清在保安路某茶馆见面，我派二处渝组组长押同任达哉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我立即与陆坚如进行审讯。杨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问他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他只说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调查，那里根本没有这个旅馆。我用尽各种手段，审讯了一天一夜，仍毫无所得。

我怕线索中断，命特务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个动态。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封绝命书，说他叫杨清，邻水人，只有一个老母亲，他以身殉党，叫她不要惦记他；另外又贿赂看守特务，送一封信到志成公司，托其伙伴代为焚毁文件。不料这个特务却把信交给我，我率人立即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及其历史，并在他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里边有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道他叫许建业，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现在是志成公司会计。我一面派特务在志成公司守候，对所有来往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抓到了刘国定等七八人，一面将该公司董事长、经理逮捕到案。接着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叛变，将地下党组织完全供了出来。

扩大破坏

扩大破坏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刘国定叛变后，出卖了中共四川地下党川东工委的情况；川西工委在重庆接头的地点；华蓥山武装起义被镇压后转移的情况；《挺进报》印刷及发行据点；中共重庆城区区委的情况；以及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组织人事情况；运动内二警的情况；中共四川地下党与长江局的联系情况等等。

另外，我根据许建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材料及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的名单，又大肆进行逮捕，企图摧毁整个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我带领叛徒刘国定来到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去逮捕华蓥山起义领导人陈尧楷、徐相应未获，抓到了起义领导人之一邓兴邦等，又在小巷子抓到了起义的乡长及农民等四五人；在南岸一个停工的辗米厂，发现了《挺进报》的印刷地点及其主持人陈然。我派特务去逮捕陈然，第一次扑空了，第二次找到陈然家中，陈家只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妹妹，其妹夫在上海民生公司工作。这次特务们去捕陈，陈然正在收藏文件，准备跳窗逃走。特务们将他抓到，搜出《挺进报》的油印机、钢板、油墨及最后一期报纸。又在川盐银行抓到古承铄及发行据点。陈然和古承铄被抓时只有２０余岁，态度非常沉静，陈然虽显娴静而斗争非常英勇。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6）

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重庆城区区委李文祥、经济负责人王朴，以及川北中心县委的负责人都先后被抓到。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材料，又先后抓了兵工厂的１０余名工人。刘国定叛变之后，中共重庆市委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三部分学运及中共下川东地委组织。刘国■、涂孝文、江竹筠等人，以及重庆大学、中央工校、四川教育学院、湘辉学院等高等学校共产党员２０余人，均先后被捕，从而使万县、开县及重庆学运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些被捕的共产党员中，就我接触所及，大部分党员阶级立场坚定，节操高尚，叛变投降的只有少数人，如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中共长江局组织，还把叛徒刘国定弄到南京，因未得要领又返送回重庆。

迫害先烈

中共地下党员不愧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为了党的利益，需要用不同的斗争方式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在这方面，共产党员刘国志是最典型的一个。

刘国■是中共重庆沙磁区负责人，被叛徒刘国定出卖后，当局如获至宝，想通过他把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一网打尽，因为学运是他们最伤脑筋的。１９４７年，重庆六一大整肃，逮捕了二三百名爱国学生，也未找着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这次把抓刘国■看作是插手学运的最好机会。刘国志原是四川一个大富户家的三少爷，后来背叛了本阶级，加入了共产党。他住在政学系张群的红人——四川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家中。他大哥刘国其，是何北衡的女婿，又是四川川盐银行驻香港的经理，掌握着蒋介石的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易，刘航琛大半辈子贪污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