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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将领，影响校长的威信，甚至使校长无法重用黄埔同学，这是一。其次是东北胜败之局已定，目前攻既不可能，守则卫主张守，我也主张守，都一样是守，而且卫守比我驾轻就熟，只要守住沈阳、锦西两大据点，可以牵制敌人80万大军，既可减轻华北压力，又可利用海路机动转运部分兵力，拱卫首都来增加徐州与敌人决战。第三，目前徐州之战胜负关系极大，原定攻击计划未能实施，如何以攻势防御击破敌人冬季攻势的计划也未定。因之，我觉得我有赶快回徐州的必要。”蒋听了我的话之后，把胡须抹了一下，并未对我的意见加以可否，反而仍回到他原来的主观意图说：“你既然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名位，那么就以原名义调到东北，任卫的副总司令兼边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葫芦岛，你认为怎么样。”我觉得无勇气无理由再推卸了，只得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就由您决定好了。”蒋介石说“葫芦岛重要，就这样决定，你到葫芦岛去指挥。我叫空军马上给你运参谋人员来。你午后就同俊如一道至沈阳去。”我说：“我先到葫芦岛看看再说。”蒋说：“你先到沈阳召集廖耀湘、周福成，把我的命令直接下给他们两人，要周福成守沈阳，廖耀湘带现有部队打黑山，收复锦州，并将二○七师也归廖耀湘指挥，五十二军还是先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的后路。”很显然，蒋介石是不要东北了，但是他就是不敢明令放弃东北。我当时自命懂得蒋介石心理，他想把放弃东北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如果放弃了东北，激起舆论谴责，他就法办某一将领而推卸他自己的责任。我心中颤颤抖抖地不定，最后还是愿意替蒋介石背过，以挽救东北十余万军队。于是硬着头皮说：“既然校长的意见是这样（不敢直截了当说明蒋要放弃沈阳）的，那么是不是我去就同廖耀湘讲要他由新立屯向营口撤退？”蒋说：“你们对‘共匪’作战都丧失了信心，我料定只要我军主力从沈阳出来攻击，与葫芦岛各军南北夹击，‘共匪’必退，我们就可以收复锦州。万一把‘共匪’打不退，有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后路，再令廖耀湘撤退也不晚。你照我的意见同廖耀湘下命令好了。”

我说：“最好命令还是交卫下达，我再同廖耀湘商量详细部署。”蒋说：“你去替我给廖耀湘下命令，有我负责，我给俊如说这一计划归你指挥。”这时，我觉得心慌意乱说不出的难过，又想“算了罢，反正江山是他的，部队是他的，他要丢就丢，要送就送。万一我坚持我的意见，从营口撤退也不成的话，我就有杀头之罪。我做了他的部下，只好接受他的命令。”于是我站起来要走。蒋说：“你午后再同俊如一道来。”我唯唯诺诺而出。

五、廖耀湘全军覆没

10月19日午后，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我再开会，大意说：现在要杜聿明任卫的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驻在葫芦岛，先同卫一道去沈阳给廖耀湘、刘玉章下命令，要廖耀湘以营口为后方以全力攻锦州，刘玉章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他并吹牛说：“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给我灌了一肚子米汤。我感到恐慌万分，但再无勇气向蒋介石申辩。卫立煌只表示欢迎我去，傅作义未发表什么意见。几个人面面相视，各有难言之苦。蒋见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便说：“俊如、光亭什么时候回去？”卫看我，我看卫，最后还是卫说：“我们明天就回去。”蒋说：“好！好！你们早点回去实行。”

当晚，我处理了一些从徐州调遣僚属的电报，未及见卫商讨问题。晚间蒋介石即明令发表：“派杜聿明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并指定“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

20日午后，我同卫立煌同乘飞机赴沈，在机上我问卫：总司令接到作战命令没有？“卫说：”没有。“我说：”那么命令如何下达呢？“卫只说：”研究研究再说“，没有肯定下不下命令。于是两人谈到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并谈了19日上午我同蒋介石争吵的经过。卫说：”不是今天的事，从今年春天起，就三令五申要打通沈锦铁路，将主力移到锦州。我一直顶着。蒋几次来沈阳都是不顾大家反对，不分皂白地骂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我听了卫的口气，要卫执行蒋的命令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想顶回去也被蒋介石骂得无勇气了，于是问卫：”是否再把他的命令顶回去？“卫只是难过地不发表意见，考虑很久之后说：”我们打电报到沈阳叫廖耀湘、刘玉章来把他的口头命令讲给大家听，研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