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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心理，幽默地对他们说：“有些同志好偷偷摸摸地写稿，寄给报社，好像给爱人写情书，怕叫别人知道了，好像写文章是件不体面的事情。”他告诉大家，起个当作家的念头并不坏，应该让群众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样就可以让周围的人们更关心你的工作，甚至供给你素材，就像蜜蜂往返飞翔于盛开的花丛之间，不只闻到了花的香味，还要叫花朵听到我们的声音，招展地欢迎我们，共同完成酿蜜的工作①。不少名家谈自己的成功之路在于“大胆”，这看法庶几近之，不然，把创作弄得像写情书，那至少是太“孤独”了。

孙犁看稿子非常认真，他的习惯，看稿前先擦净几案，拆封稿件时注意不撕伤，特别不伤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而且决不积压稿件，到手后总是很快处理。进城之初，他在《天津日报》副刊负责“二审”，看初稿的同志坐在他的对面，看完一篇觉得可用，就推给他，他马上看，如觉得不好，就再推过去。这本来是为了不积压稿件，但这工作方式，很使对方不快。他发觉了，就先放一下，第二天再还给他。

他处理过的稿件，总是保持整洁，不用的稿子，如有意见，另写在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也从来没有遗失过一篇稿件，即使是很短的稿件。“按说，当编辑，怎么能给人家把稿子弄丢呢？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是初学者的稿子……”“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②他回顾自己在战争年代编刊物，看稿，校对……都是一个人，所谓编辑部，仅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把稿子装入书包，背上就走，人在稿存，衣服丢过，饭碗丢过，竟没有丢过一篇稿子，回想起来，是很感欣慰的。

他对投稿者极其热心，据有人说，他是有信必复，而且都写得很长、很有感情。对于来稿，则不大删改，也很少给作者出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欢越俎代庖，在别人的稿子上做大段大段的文章。他只是修改错别字和显然不妥的句子，然后衔接妥帖。在这方面，从维熙、韩映山等都有切身的体会。1953年初春，《文艺周刊》发表了从维熙的短篇小说《红林和他爷爷》。当他把第二个短篇《老莱子卖鱼》寄去后，这一次编者请他做些修改。“其实，那篇东西需要修改的地方并不多，只要编辑举手之劳就能修定。但编辑部从不轻易删动作者稿件，而要求作者自己动手修改作品，以发现自己作品之不足，以利写作水平的提高。《老莱子卖鱼》的修改启示了我，应当审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因此，后来，寄往《文艺周刊》的《七月雨》、《远离》、《合槽》，等短篇小说，都避免了稿件的往返旅行，很快发表在《文艺周刊》上。”①韩映出的《鸭子》的修改，则是另一种情况。作品里写到一条河，是朝西流的，孙犁看到这里，很觉奇怪：一般的河都是向东流，怎么这条河会是向西流呢？就想动手改过来。继而一想，也许有这种特殊情况，他看到的那条河是向西流的。为这件事，他把韩映山找到报社，一问，那条河果然是向西流的。因此，就没有改。这件事给韩映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8年10月在白洋淀参观，他兴致勃勃地向笔者叙述了三十余年前的这段往事。

孙犁认为，并非当你成为大作家，才有帮助别人的义务，文艺刊物的编辑，实际上负有发现和扶植人才的光荣职责。文艺刊物譬如舞台，要培养演员，使他们能够“业满出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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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过刊物扶植新苗破土而出，作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兼评论家，他还通过自己的评论文字为那些文学新手鼓吹呐喊。他的在50年代初期就再版多次的《文学短论》一书，其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评论在《文艺周刊》上发表的初学写作者的作品，而很少触及当代名家。他的评论文字非常切实，好处说好，错处说错，决不盲目捧场。如对工人作者郑固藩的小说《围剿》，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肯定了这篇小说的成绩和作者的用功、热情，但用了更多的篇幅指出了这篇作品的缺点、不足。从下面一段叙述里，人们还可以读到他如何帮助这位作者的经过：

我觉得作者在写作之前，好像并没有确定这个贪污案件的性质……作者也好像没有掌握发现贪污线索的具体材料。第一次稿，写林天佑回家吃饭，心不在饭上，他老婆问他，他说找不到线索正在发愁。

他老婆说，你可以到二姐家里去问，他放下碗就到二姐家，从二姐口中得到了线索。我们去信说这一段和我们已经发表过的一篇小说里的发现线索描写重复，请作者修改，作者就改使林天佑的老婆去打油，一推门就听到了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