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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龙虎人丹”销售量大增，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便控告中华制药公司制销“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丝毫不怕，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与日商大打官司。由于双方各不相让，官司逐步升级，一直打了十多年。一九二七年上诉到北京最高法院机关，最后由内务部做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两药各不相干，可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在十多年的诉讼期间，“人丹”的名声逐渐扩大。胜诉之后，“人丹”的销路大增，生产扩大了几倍。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上海流行霍乱。黄楚九抓住时机，大事宣传“人丹”之妙用。他在报上刊登广告：

“时疫猖獗，防传染，救危急，不可一日无此二者——人丹、急救时疫水。上海三马路中法大药房发售。”

由于黄楚九抓住时疫流行，居然使与霍乱无关的“人丹”和“时疫急救水”成了畅销药，中法大药房因而又大发了一笔财。

黄楚九与日商打了十多年官司，花的诉讼费、疏通费、人情费共计十余万元。他既不心疼，也不后悔，他说：“这是给我自己出了一口气，也是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一帖“百龄机”又赚大钱

黄楚九步入中年之后，经常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因而消化功能减弱，食欲不振，大便秘结。自己配一些中药吃，疗效并不好。有位高手给他开了一副药，黄楚九吃了不仅症状大减，而且此药竟成了他又一株“摇钱树”，给他带来巨大财富。这位高手是谁呢？就是黄楚九的大女婿臧伯庸。

据有关文章记述，黄楚九选臧伯庸为婿，制售“百龄机”，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的四房妻子生有三男六女。三个儿子从小娇生惯养，皆不成才。那么，这一大摊家业由谁来继承？黄楚九把希望寄托在女婿身上。他有六个女儿，如果有六个精明强干的女婿，也一样继承他的家业。所以，黄楚九对于选婿，十分重视。

当长女到了结婚年龄，他就开始物色女婿。他把他认识的年轻人认真挑选一番，中意的一个也没有。后来想起过去在北京认识一位名士叫臧瑜，他有个儿子叫臧伯庸，长得英俊挺拔，一表人才，而且志向高远；准备东渡日本学医。黄楚九便给臧瑜写信，表示要把长女嫁给他儿子为妻。臧瑜很快回信，欣然表示同意。一九一二年，臧伯庸去日本留学归来，便择吉日与黄楚九长女黄淑贞完婚。臧伯庸有知识、有才干，果然成了黄楚九在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臧伯庸在上海静安寺路斜桥弄开了一家伯庸医院，购进X光机、人工太阳灯、镭锭照射机等，成为当时上海比较现代化的华人医院。伯庸医院开业不久，因臧伯庸医术高明，名声大振。老中医黄楚九患病，还得由女婿诊治。他给老丈人开的具有滋补、开胃、润肠等多种功效的药，被黄楚九发现，这是一种对老年人普遍适用的药，如果推广开来肯定能畅销。黄楚九把他的想法和女婿说了，臧伯庸表示赞同。他们商量该药用什么名字合适。黄楚九说：

“百灵剂如何？”

“不妥。”女婿说，“世界上哪有‘百灵’的药品，别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种宣传广告，是推销手段，不如改为‘百龄剂’，取其延年益寿之意。”

“好，甚好！”黄楚九说。他想，到底是洋博士，深明事理，竟胜我一筹。

黄楚九与女婿将药名起好后，又请谋士拟了一篇销售“百龄剂”的广告，送到报馆刊登。谁知第二天报纸登出来时，排字工人将“剂”字误排成“机”字。“百龄剂”成了“百龄机”，这可如何是好？如果登报更正，新药还未问世，名字就弄错了，影响不好，也不吉利。黄楚九正在发愁之时，一位朋友说道：

“可以不用改，用‘机’字更好。‘机’可以作为‘机体’解释，即常服用此药，使人具有可达百龄之机体。”

还有一位朋友说：

“中国的药名，都是叫丸、散、膏、丹、汤、剂、片等等，把药名称为‘百龄机’，可以突破常规，不落俗套，分外新颖。”

“好！”黄楚九说道，“只好将错就错吧！”于是，决定此药正式命名为“百龄机”。

一九二三年，百龄机由中法大药房投入批量生产，但是未用中法大药房的名义，而是虚设一个“九福公司”。黄楚九认为该药万一砸了牌子，不会祸及厂家或商号。百龄机试销后，很多老年人争相购买，反响不错。黄楚九认定这种药一定能畅销，决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除了在报纸上大做广告之外，还雇用大批人到市内各处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