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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逼也反的，是“民”中被称作“好汉”的一部分人。他们自称或被称为“好汉”，其实就是盗贼，更是官员的候补（当时的民谚：“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先当土匪后受招安，也是当时武官们的“仕途出路”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军阀时期，土匪出身的武官数量仍然很多）。这些人不习惯老老实实、辛辛苦苦地过日子，不愿意以自己的劳动谋生，但是却特别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活”生活。因为“聪明人”都知道，以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是最笨的办法，远不如依靠收税、收租或者抢劫来得容易。既然他们手中没有收租收税的权力，惟一的出路就只有抢劫。这是　“好汉们”　与顺民不同的活法。——这些“好汉们”一旦取得了政权，他们能对老百姓好吗？

听说有人押了大批财宝路过某地，“好汉”们就奔走相告：“来了一笔富贵。”就必须劫为己有。所谓“七星聚义”，聚的是什么“义”？只因为所抢的钱财是贪官的，是不义之财；如果抢来救济贫困，当然可以称之为“义举”；但是抢来之后据为己有，还被称作“义”，这就非常勉强了；就是强盗逻辑了。施耐庵一定要这样说这样写，说明他的“立场”，是牢牢地站在“盗匪”这一边的。即便在今天，如果有人抢了某个贪污腐败分子的钱财据为己有，案发以后，依旧要作为盗匪判刑而不是作为“英雄豪杰”歌颂的。

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3）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的历史实际上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好官能够让人做稳奴隶，贪官污吏使人做不稳奴隶。《水浒》中的好汉，可是连奴隶也不让人做稳的。试想：如果宋江真的“打上东京，夺了鸟位”，能比赵佶好么？李逵做了太尉，流氓无产者专权，能比高俅好到哪里去吗？

小说固然说的是宋朝的故事，但是任何一个小说作家在写书的时候，都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揉和进去，读者和听众也会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就是《水浒传》的积极因素所在，也是封建统治者要把它列为禁书的主要原因。

由于受历史认识水平的限制，《水浒传》中所宣扬的“忠义”和“替天行道”，都是有其局限性的。“忠”，首先是对皇家的忠。当时人的观念，皇家就是国家，“尽忠报国”就是忠于皇上。因此宋江等人在受招安之前，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这个“天”，实际上就是代表“天道”的皇上。因为皇帝都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是“天命所归”，他所奉行的就是“天”的意志。只是如今皇帝宠信奸佞，是奸臣蒙蔽了皇上，是这些贪官污吏们不行“天道”，于是我们这些做强盗的就来“替天行道”。——其实，这是一种给自己脸上擦粉的“强盗逻辑”。一百单八将聚义以后，宋江建议请和尚道士设坛超度被他们害死的平民百姓，就是这种“强盗念经——假慈悲”的集中体现。而受招安之后，不单要去“征辽”，打击异族入侵者，还要去“征方腊”，打击不忠于皇帝、要取代皇帝的造反者。于是宋江等人的旗帜就从“替天行道”改为“顺天”和“保国”了。尽管宋江等人自称具有耿耿忠心，招安之后奋不顾身地为皇家拒外敌、平内乱，但是终究逃脱不了被打击、被毁灭的最终下场，——也是客观规律所“注定”的覆灭下场。因此可以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宋江等人的真实思想和当时社会的客观存在。批评宋江不该征方腊，就好像批评岳飞不该镇压杨幺起义、曾国藩不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吴德不该镇压四五天安门悼念活动一样，不是真正的无知，不懂得“历史首先是在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就是有意装傻充愣，用阶级偏见来解读当年的历史。——看历史，只能“纯客观”，不能带有任何“阶级感情”，不然，就会掉进“阶级偏见”的泥淖（nào闹）中无法解脱。——有人认为只有“阶级的历史”，而没有“纯客观的历史”，只承认“无产阶级”一家，其结果，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中学生没有俄国史可读，不得不从法兰西“进口”纯客观的历史，或曰“资产阶级的历史”。像这样的“历史事件”，我们应该引以为教训！

至于《水浒传》中再三宣扬的“义”，则主要是指江湖好汉的“义气”，其中与国家的标准即“国法”、和人民的标准即“天理人情”无关。所以朱仝放了抢劫犯晁盖，不说他“渎职”，却说他是“义释”；武松替黑社会头目施恩打击另一个黑社会头目蒋门神，不说是“黑吃黑”，却说是“义夺”，——这，不是施耐庵没有真正理解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