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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过路行人。他写杀人，血淋淋的，但并不使读者可怕，而觉得有趣，这就要在社会上产生不良效果了。

人们常常讲“逼上梁山”，《水浒传》中大多数人物是搞了刑事犯罪或者被骗而上了梁山的。没有见几个因为“仗义行侠”，杀了富人，把财产分给穷人之后上了梁山的。

我们不讲《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可是我们现在讲“社会效果”。《水浒传》作为看个热闹故事是可以的。但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会成为青少年犯罪的诱因。已经有媒体报道，有些心理变态的人，看了《水浒传》引发出他的杀人动机，一口气杀了十几个人。

《水浒传》故事中的许多细节描写，是经不起推敲的。这方面吴越先生有深入的研究。施耐庵写《水浒传》时，肯定没有现在的地图，在这方面也有些硬伤。

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都可以重新评价，重新认识。比如原来奉为神明的，后来成了笑话；原来大家倡导的，后来变成批判对象；原来齐声反对的，后来成为积极推行的。历史上这种现象不胜枚举。对历史尚且如此，对一本小说，即使被定为“名著”，也可以重新评价。例如英国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据学者最新考证，居然是个“冒名顶替”者，这些剧本的真正作者，原来竟是“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长子弗朗西斯·培根。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见”，不是定论。但是人家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都敢于彻底推翻，我们仅仅对《水浒传》有些误解、误读、误导，难道不可以“拨乱反正　”么？当然，我们绝不会轻易否定《水浒传》，她毕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术问题，我们却可以重新评价。

重新点评《水浒传》是一项重大的“拨乱反正”工程。《水浒传》中的人物，不讲义气，就不是好汉；随便杀人、抢掠，就是强盗；没有“侠肝”，就是流寇；不讲仁义，就是“混混儿”。

“拨乱反正”就是要分清真善美和假恶丑。但是要讲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是很不容易的。我希望广大读者、学者，都来参加这场讨论，搞一次“大论战”也无不可。但不要像对《红楼梦》那样，搞凭空想象的繁琐考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吴越评水浒》，在可能出现的“大辩论”中，将起个引路作用。

我觉得，我们不是没事可干了，找件事填补生活的空白。今天研究《水浒传》的意义在于，教育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如何正确阅读《水浒传》。从创作来说，我们作家在写现实主义作品时，如何使故事中的细节描写达到真实，不要出现南辕北辙式的笑话和硬伤，这种讨论，对文学创作也还是很有意义的。

吴越：前言

尽管《水浒①传》已经被认定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但是由于它的特殊性，自古以来，褒贬不一。

①　“浒”音hǔ虎，是水边的意思；　用于地名，又音xǔ许（江西有一地名为“浒湾”，江苏有一地名“浒墅关”）。《水浒传》的外文译本，有的译本直译为《发生在水边的故事》，有的译本则改为《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委的前身）工作，作为汉字改革以后如何继承古代文化的研究与实验课题之一，领导要求我把《水浒传》用典范的现代汉语改写为“拼音文字实验读物”。《水浒传》虽然是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但是当年的“白话”，和今天规范的“普通话”在语法和语词方面都相去颇远。为此，我改写的着重点在于如何把“白话”（宋元明清时代的“官话”）转换为“普通话”（当代汉语，至少也应该是现代汉语）。我先从研究《水浒传》的用词着手，反反复复看了许多遍《水浒传》及一些参考书，记了一些读书笔记，并写出了《方言词语例释》一稿。可惜这件工作1957年之后因为我被划为右派，被送到劳改农场而停顿了。

2002年，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委托我改写《水浒传》的少年版，事隔将近半个世纪，终于重新把这个工作“捡”了起来。我一面改写，一面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和思考。这一次我把重点放在《水浒传》的成因及内涵的探讨上。书稿完成之后，写了一篇比较详细的“导读”。但由于涉及面比较深奥，不适合少年儿童阅读，没有被总编辑所采纳。现经多次修改，作为这部改编评注本《水浒传》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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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1）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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