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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施耐庵搜集了许多与宋江有关的话本、杂剧和民间故事，他何尝不知道宋江是个有本事的“草莽英雄”？但是这样的英雄，最终走上了投降的道路，这是他所不满意的。在他那个历史时代，应该知道宋江并没有去打过方腊，也许还知道宋江等人的最后下场；但是他偏偏根据不可靠的《大宋宣和遗事》中一句“征方腊，封节度使”，写了一百单八将投降及覆灭的经过，应该说是有他一定的良苦用心的。包括后来刊印者改名《忠义水浒传》，也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试想：明明是在鼓吹造反，不打出“忠义”的牌子来，朝廷能让他印刷发行么？

“忠”和“义”，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忠”是对国家；“义”是对朋友。宋江口口声声等待招安，要为国家出力，当然是“忠”；一百单八将相互之间“义薄云天”，不惜以死相助，怎么不是“义”？于是，有了“忠义”的掩护，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就都成了“义举”了。

施耐庵将近四十岁才考中进士，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官，就“终身不再仕、立志著书”了。一个刚刚金榜题名、仅仅做官两年的人，为什么会“急流勇退”？而且退下来以后是做这样一件既无名可得又无利可图的勾当（他在世的时候，书无法出版，也没有得到一文钱稿酬）？他这个“专业作家”，可是没有工资可领的呀！能下这样大的决心，这其中肯定经受过痛心的打击和认真的抉择的。只可惜今天我们没有材料可查了（有一部小说《施耐庵传》，就杜撰了许多有关施耐庵及其家人遭受蒙古人压迫屠杀的故事，虽然没有根据，却很有道理）。

施耐庵写《水浒传》，历史时代背景明明放在辽兵频频“犯边”、金兵频繁“南下”的北宋末年，这个时候中国最大的矛盾，是和辽国、金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当时的人民，特别是自以为有膀子力气、懂点儿武功的好汉们，只要还有一点点爱国心，是不可能不关心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的。但是《水浒传》最大的遗憾，还不是有几处硬伤，把地理环境搞错了，而是连一处也没提到“民族危亡”这个当时“最大的矛盾”。《水浒传》所描写的是：百姓生活在“安然”的优裕环境中，士大夫阶层从来不谈民族的危亡，好汉们从来没想过要到抗辽、抗金前线去贡献力量；满口忠心的宋江及其父亲，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去抗辽、抗金，却在国家最最需要团结一致抵抗外族入侵的危难时刻，集合了几千甚至两万人马，“独坐山岗，自立为王”，牵制国家兵力，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

这就好像一个作家，写了一部小说，时间背景放在1935…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代，写的却是某地的强盗土匪集团。但是小说中只写这些痞子如何杀人放火，如何拦路抢劫，如何吃喝玩乐，却一句也没有提到日本人如何如何烧杀抢掠，一句也没有提到要去前线抗日，即便这些强盗都是被官府豪绅所逼、即便其作品写得十二万分生动，也肯定没有积极意义。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哪怕写得再好，把土匪强盗描写得栩栩如生，其思想性肯定是低下的。评论《水浒传》，如果不把着眼点放在这里，就会走金圣叹的老路：口口声声赞扬施耐庵的文笔如何如何好，甚至言过其实，肉麻当有趣地把某些篇章说成“超过了太史公”，但是却一句也不提金兵的残暴，一句也不提抗金的迫切。我只能说，评论者和写作者，恰恰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当然，金圣叹生活在“另一个异族统治”的清朝，他“有话不敢说”，也可能是造成他评水浒言不由衷的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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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7）

事实上，不论是北宋末年的强盗，还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强盗，虽然也有人是被官府所逼不得已上山的，但是其中多数人还是张青或王英式歹徒。他们只想到自己“快活”，不会想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土匪强盗，如果有爱国志士去“晓以大义”，其中有一部分还有爱国心的人，也许会走上抗战的道路；但是多数依旧只知道自己个人享乐的强盗，正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去和强盗讲道德，去和妓女讲贞操，绝对是格格不入的。

在这里，我只想重复一遍我评《水浒》的三条定义：

一、好汉绝不等于英雄；

二、抢劫不等于造反，不等于起义，更不等于革命；

三、评价一个人或一件事，要以是非善恶和对国家、民族、社会是否有利作为主要的标准。

梁山泊